电器 Appliances

从“电器”看办公室空间的流变？ Use Appliance as a method to understand flowing deformation of office space 1985 年，你收拾好公文包准备去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后面处理一些文书工作。 到 2020 年，你正和整个团队在街对面的咖啡店开电话会议。相对而言，变化不大，工作仍然 在一天结束时完成，只是风景不同了。

Herman Miller's Make Room for Meaning

Copying machine 复印机

Portable printing presses for office use 1872 年 小型打印机

Telegraph 1872 年 电报

Writing machine 排版印刷机

Typewriter 打字机

人和机器之间的无缝连接 即时获取信息和思想 办公室内外生活的融合 一个新的工作格局。

办公室空间中的电话 Telephone in the office. 办公室与电话 在办公室中使用电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最早的电话被用于商业通信，电话的出现使人们得以进行远距离的交流。1876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了第一部电话。在20世纪初，电话操作员是一个常见的职业，他们需要手动将电话线插入正确的插孔中，以便将电话呼叫转接到正确的地方。在20世纪50‑60年代，办公室电话的流行度大大增加，许多公司开始为其员工提供电话，并建立了更先进的电话系统。在20世纪70‑80年代，电话转接系统变得更加普遍，员工可以自己通过按键将电话呼叫转接到其他人的办公室。在电话的影响下，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空间开始扩张延伸，并形成新的分野，构成了由电话线网络串联起的生产空间场域。 在过去，当电话铃声响起时，一些人会采用特定的接听方式，例如：“XXX公司，某某在此，请问您有何事？”因为电话在过去被认为是一种比较正式的交流方式，因此接听电话也需要一定的礼节，而这类工作通常由女性担任。在某些公司中，为了避免办公室电话被滥用，公司会限制员工的电话使用次数和时间。因此电话作为媒介，也反映着办公室中的等级、职能、权力空间的划分。 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许多公司已经转向使用互联网电话和视频会议来进行通信，这些系统可以实现更高效的远程办公。智能手机的移动性打破了原有的办公室格局，使办公进入游牧时代，引发了信息社会的时空重组。

Kimball’s CETRA 办公室家具设计，1988 年

贝尔拨打纽约至芝加哥的第一通电话，1892 年

电话的编年史 1876 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了第一台电话机，使人们可以在远距离之间进行语音通信。而后，电话交换机的概念于 1877 年被提出，使多个电话线路可以接入到同一个交换机中，从而实现了电话的互联互通。1907 年，美国出现了第一个商用电话自动交换机，取代了手动交换机，实现了电话通信的自动化。 1956 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发出第一台真正的无线电话，成为移动通信的里程碑。1973 年，马丁·库珀发明了第一台商用移动电话，从而开启了移动电话时代。1983 年，美国发布了第一个商用数字化移动电话标准，为今后的移动通信标准奠定了基础。1991 年，世界上第一台 GSM 手机问世，标志着数字移动通信技术的商用化。2007 年，苹果公司发布了第一代 iPhone 智能手机，引领了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话技术不断进步和创新，从最初的有线电话到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电话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通信工具。

缘起‑电话的前身 传声管是电话的前身之一。它是一种利用管道传输声音的装置，通常由木材或金属制成，外形是一根长而细的管道，结构比较简单，使用方便，但传输质量受到管道材质和长度的限制。 1884 年，《波士顿先驱报》（*the Boston Herald*）报道称：“电铃 (electric call‑bells)、传声管 (speaking tubes) 和气动管 (pneumatic tubes) 提供了与所有部门的通讯方式”。 1851 年，传声筒在伦敦博览会上展出。Granville Sharp 写道：“在办公室中节省不必要劳动的最有用的方法之一可能是放置传声管，在一端吹口哨，当声音被立即传送到另一方时，对话可以开始。也许这些管子可以成为董事会会议室和银行的几个办公室之间以及从柜台到分类账办公室之间最有用的沟通方式，任何查询都可以立即得到答复。” 传声管的发明使得人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远距离的声音传递，使得工厂生产等工作变得更加高效和有序。虽然传声管已经被现代通讯技术所取代，但在其诞生时期，它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的出现为后来电话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安装了传声管的办公室（办公桌左前方），1903 年

Dictograph 系统，1919 年 , 1934-40 年

Yates 报告说：“早期安装的点对点电话通常连接一家公司的办公室和工厂……从 1890 年代开始，私人小交换机被广泛采用连接大型设施内的许多地点。” 1912 年 Dictograph‑Turner 电话系统的一则广告称“没有总机，没有接线员，没有等待”。在办公室中使用该系统，用户可以选择使用手机或桌面控制台中的扬声器收听。该系统可以实现口述录音，口述者的声音通过桌上的 Dictograph 主站（Master Station）传输至另一间房间速记员桌上的分站（Sub‑Station）。John S. MacDonald 在193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Dictograph 在大型机构中被广泛使用，尤其适用于需要为高层管理人员等特定人员搭建直连通讯系统的场景。设备的接收器与话筒外观和手持电话相近。呼叫者想要联系特定对象时，只需按下标注对应人员姓名的按键，即可完成通话链路的建立。

电话带来的空间延伸 延伸中空间的分解。 电信的发明使办公室得以与工厂和仓库分离，从而扩大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协作范围。以邮购公司及其仓库为例，老板和跑腿不再需要亲自进行交易；除了偶尔的信使，现在可以使用电报或拿起电话从仓库、工厂或印刷厂发送和接收信息⁽¹⁾。 因此，在电话线的延伸作用下，蒸汽时代的生产空间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解，彻底裂解为机器充斥的工厂和独立的办公室。

华盛顿州西雅图国王街站火车站办公桌上的烛台状电话，1907 年

电话作为电气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空间的分解和延伸作用体现着电气革命对社会生产带来的变化。在传统的手工生产时期，许多商品是在家庭式小作坊中制造的，工作和生活空间是融合在一起的，家庭生产和家庭生活交织在一起。 然而，伴随电气革命，生产空间逐渐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生产过程变得更加专业化和标准化。这种分离和延伸使得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逐渐分离开来，形成了独立的工作场所和居住场所，也形成了独特的办公室空间与文化。

办公室空间的重组 电话的出现带来了空间的延伸和分解，也意味着不同部门和个人之间可以更加方便地进行沟通，因此往往会出现更为复杂的组织结构和更为细分化的工作职能。例如，电话技术催生了专门的电话服务行业，如电话销售、客服等行业，这类岗位高度依赖大量电话沟通。新工作类型的出现，进一步催生了全新的办公空间形态。 同时，电话的引入也使得办公室空间可以更加灵活地进行重组。不同部门、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络变得简单便捷，不再完全依靠特定的物理位置来完成沟通协作。

围绕电话形成的性别空间 由于当时电话在家庭与办公室中广泛普及，各类空间内部搭建起电话通讯网络，经由电话发生的沟通交往，也受到社会性别规范的约束。 Lana Rakow基于对威斯康星乡村地区的访谈研究指出，当时社会普遍将电话视作女性的领地。20世纪20年代，面向家庭场景的电话广告，着力刻画家庭主妇借助电话采购家庭物资的女性形象；在职的男性群体则对女性利用电话开展社交行为持批判态度。到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电话广告的叙事重心转向女性依靠电话维系社交关系⁽¹⁾。 在家庭内部，电话机常设置于客厅或是女性专属房间。社会观念认定女性是家庭电话的主要使用者，由此，家庭内部依托电话生成了具有性别属性的“女性空间”。电话在此承担家庭事务处理、社交娱乐、联络亲友等功能。这一性别空间进一步固化家庭内部的男女角色分工，同时也深刻影响女性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 20世纪初期，Katie Gibbs创办的秘书学校专门面向女性开设相关课程，教学内容涵盖打字、速记、办公流程、电话礼仪，同时包含法律、数学、英语等科目。学校旨在塑造符合职场期待的女性职员：举止得体、聪慧高效，服从上级，不对管理者形成冒犯。课程体系也涉及生产管理、劳动关系、金融会计与时事，其中还包含着装、外在仪态的训练⁽²⁾。 由此可见，在办公场景之中，电话同样成为性别空间的符号。电话发展早期，女性大多承担接线员、文员一类岗位，管理层、技术岗位则主要由男性占据。这种职业分工在办公室划分出“女性空间”与“男性空间”。女性在电话沟通、文书事务中承担大量工作，却被阻隔在组织管理权力之外。 总体而言，依托电话生成的性别空间，折射出那一时代社会固有的性别刻板印象与性别桎梏。尽管伴随时代变迁，电话的使用模式与对应的性别空间形态已经改变，但该历史带来的部分影响依旧延续至当代。

女性电话接线员在操作电话总机，1935 年

20世纪初期，Katie Gibbs创办的秘书学校便面向这类女性开设配套课程，内容涵盖打字、速记、办公流程、电话礼仪，同时设置法律、数学、英语等科目。学校致力于培养符合职场期待的女性办公人员：举止端庄、聪慧干练、工作高效，能够顺从上级，不挑战管理者权威、不使其感到不适。培训体系还涉及生产管理、劳动关系、金融、会计与时事相关内容，也包含着装打扮、外在仪态的训练⁽²⁾。 可见，在办公室环境下，电话也成为性别空间的一种标识。电话应用早期，女性大多被安排担任电话接线员、文员等岗位，高层管理与技术类岗位则多由男性占据。此种性别分工在办公室内部划分出“女性空间”与“男性空间”。女性承担大量电话沟通与文书类工作，却被阻隔在组织管理权力之外。 总体而言，依托电话建构起来的性别空间，折射出彼时社会对于性别角色与身份的刻板认知与束缚。尽管随着时代发展，电话使用模式以及由此生成的性别空间已经发生改变，但这一段历史带来的部分影响，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至当代社会。

女性电话接线员繁忙工作中，1953 年

电话作为效率提升的工具 爱立信（Ericsson）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开展了大规模广告宣传，反复传递“节约金钱与时间”的核心主题。 依据1945年的广告文案，一间现代化办公室，除了用于接听与外呼的电话交换机，还应当配置服务部门内部沟通的本地电话系统，以及搭载扬声器的对讲设备，方便主管直接联络下属。除此之外，“高效办公室”理想配置还包含依靠灯光信号呼叫人员的寻呼系统。通过“进入”“外出”“忙碌”状态指示灯，能够保障管理者需要独处时不被打扰，也可向信件室发送专属信号完成人员传唤。 广告宣称，管理者办公桌上多类型的电话设备，能够减少走廊内人员走动。彼时的电话广告常常出现“你付钱让宝贵的员工来回跑腿吗？”“既然可以打电话，何必来回奔走？”这类标语。当时的办公室多沿狭长笔直的走廊排布，电话与对讲系统能够省去办公室之间不必要的往返奔波，以此提升整体工作效率。 电话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下对效率的极致追求。引入电话技术，企业得以更高效地调度、组织员工工作，实现生产效率与利润的提升。与此同时，电话的普及也折射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对劳动力的压榨。雇主借助技术与管理手段压缩工时、压低人力成本，以此追逐更高收益。电话这一技术工具固然减少了人员无谓的来回走动，提升工作产出，但也同步加重了劳动者的劳动负荷与心理压力。

Ericsson 的办公室电信方案广告，1945 年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具体的劳动实践，问题便随之浮现：电话是否真正提升了员工自身的工作效率？ 事实并非全然如此。这些被标榜为“节约劳动、提升效率”的设备，反而催生出新的工作内容，带来更多劳动负荷。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中所言：“矛盾的是，正是电话加速了打字机的商业应用。‘给我发一份备忘录’这句话每天在数百万次通话中重复出现，极大地增加了打字员的工作量。”在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职场小说《工作》（*The Job*，1917）中，主人公Una Golden面对一众号称解放人力的机器——启封与封缄设备、自动打字机、听写留声机、气动输送管，内心生出强烈的惶恐。她错愕地看到：“机器引进之后，女职员依旧和从前一样长时间高强度劳作，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她不禁怀疑，在这套社会制度之下，各类省时设备，只为资本所有者节约了时间，普通劳动者并未从中获益。”⁽¹⁾ 电话带来的效率提升，更多体现在管理者获取信息的速度，以及整个办公团队的协作运转层面。对于普通员工，这种效率优化带来的往往是工作量上涨，而非工作时长的缩减。早期电话推动劳动者脱离家庭、聚集于办公室，也让管理者得以实现对员工的效率管控，将“效率优先，剔除无关事务，服务于管理者的便利”这套逻辑内化进办公室文化。 电话作为效率的象征，进一步消解了工作场景中的个体自我空间。 与此同时，开放式办公环境中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带来的噪音干扰问题日益突出。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开放办公室内部，员工隐私诉求与社交互动需求之间矛盾的现实体现。Robert Propst在调研中发现，开放且嘈杂的办公环境反而会抑制员工交流，挫伤个体工作主动性。基于这一观察，他设计出“行动办公室（Action Office）”系列办公家具，提出灵活的半封闭工作单元，也就是后世熟知的办公隔间的雏形。值得留意的是，隔间体系的诞生，根源依旧是资本对劳动效率的管控与追逐。从通讯媒介电话，再到兼顾人体工学的办公隔间，资本对效率的诉求完成了一次隐性转向，包裹在尊重个体空间的表象之下，在物质空间层面变得愈发隐蔽。

电话作为森严环境的反映 20世纪初，电话迅速普及，在银行、私营销售企业中尤为常见，但并非所有工作岗位都能够配备电话。直至20世纪80年代，一位终身供职于保险公司的女性员工，工作中仍仅能使用对讲机。长期以来，私人电话配置本身就是等级森严的办公环境的外在体现，办公体系之内，高层管理者与初入职场的速记员之间存在巨大的层级差距。

“谁可以拨打电话？”，在移动手机尚未问世、固定电话作为主要远程通讯手段的时代，这一问题始终折射着职场内部的权力结构。即便在家庭场景中，父母也常会以“不要占用电话线，避免错过工作或其他重要来电”为由，限制孩子使用电话开展社交。落实到办公室，问题则转化为：谁拥有在办公场所拨打私人电话的权利？ 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部分保险公司仍会在电话簿上印出“禁止员工拨打私人电话”的警示标语。彼时几乎各个办公室均配备电话，但在管理者视角下，员工使用电话处理私事属于一种越界行为。不少女性职员本身没有专属办公电话，便发展出各类变通手段完成通话。员工认为午休时跑到楼下大厅的公用电话亭过于耗费精力，于是便趁管理者开会或是外出就餐的间隙，悄悄进入主管办公室使用设备，偷偷穿行于走廊成为职场里十分常见的现象。 Claude S. Fischer的研究提出，二战之前，电话与汽车同属于“社交技术”，电话的出现极大拓展了人们社交活动的规模⁽²⁾。私人通话本就是办公室电话十分重要的使用场景，并不局限于业务沟通。由此，是否拥有专属电话线，构成办公室权力等级的第一层划分；而是否具备独立的通话空间，则构成第二层权力划分。 在此层面上，电话成为办公空间中极具思辨意义的媒介。身处层级分明的制度之下，员工为使用办公电话处理私人事务，需要想方设法寻找机会。这类规避管理制度的行为，可以视作对非人性化管理体系与职场文化一种无意识的反抗与挑战。劳动者在与特权的博弈之中，宣泄自我诉求，表达对个体价值与权力的向往。 这种依托通讯媒介产生的控制与反抗，延续到当代办公环境，只是载体从座机转变为各类线上聊天软件。技术迭代的同时，工作与私人生活的边界持续消融。如今想要彻底禁用私人社交软件已然难以实现，大量私人通讯工具本身就已经是完成工作不可或缺的载体。对此现代企业往往搭建专属内部通讯系统，以此降低私人软件带来的注意力分散问题，但这类管控手段的实际约束力已经大幅减弱。 基于电话发生的种种博弈，承载着工作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长久存在的内在张力。

VEGETE 保险公司的员工的派对小品

在1930年代和40年代，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地位相对较低，加之电话配备很少，因此几乎不需要官方的书面规定禁止员工拨打私人电话。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好转以及由此导致的工人短缺期间，员工们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甚至敢于在公司聚会的滑稽小品中拿禁令开玩笑。如上图所示，是VEGETE保险公司的员工在派对上用写着“不允许拨打私人电话”的标牌取笑管理层。

场所与技术环境 与电话伴生的信息环境形成新的场所。 电话作为传递信息的媒介，在办公室内部构建起一套区别于物理平面布局的信息网络。Quickborner团队十分重视工作场景下的社交互动，由此发展出一套以交流为办公室核心功能的设计思路。战后美国传统办公室设计，以纸质文件的实体流转作为空间组织的主要依据；而Quickborner团队依据文书处理、电话沟通、面对面对话等不同沟通行为，绘制出办公室内部员工的交流网络图。正如Andreas Rumphuber所言，这种思路将办公室理解为一套社会‑技术系统，把人与信息流通技术纳入统一框架加以考量⁽³⁾。由此可见，交流活动生成的信息流动场所，与实体物理空间存在显著差异。 置于电话的媒介考古视角之下，即是把电话当作分析主体，考察围绕电话所建构出来的整套技术环境。

技术融合的趋势 人们对于信息环境，始终存在内容更丰富、信息密度更高、多模态呈现的诉求。这种对媒介融合的向往，也是媒介技术持续演进的重要驱动力。电话依靠语音完成信息传递，弥补了书信一类媒介无法即时通讯的短板，本身就是对书信、电报等旧有媒介的迭代与融合。 在视觉信息融合层面，早期社会对电视的理解同样建立在电话媒介的基础之上。20世纪20年代初，电话已经基本定型为语音对话媒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开始投身电视技术研发，彼时企业将电视视作“电话的附属品”，认为它是通过增加视觉信道，以此丰富语音对话的工具⁽⁴⁾。正如William Urrichio提出的观点，媒介发展早期，电视的历史可以放置在电话的脉络之中进行解读，而非依托电影或者广播的线索⁽⁴⁾。电话属于信息容量有限的“冷媒介”，人们始终有着对其进行“加热”的诉求，所谓“加热”，就是将其他媒介技术同电话进行整合。 回望电话的迭代历程，从可视电话到智能手机，大量原本独立的媒介功能不断被整合进电话载体内部，拓展了电话的能力边界与信息传递能力，也让电话所构建的技术环境变得更为完备、自成体系。Mara Mills提出，除媒介融合的诉求之外，移动性与个性化的现实需要，同样推动着固定电话向移动手机演化⁽⁴⁾。

可视电话 1876年，贝尔取得电话专利仅两年之后，当时的通俗期刊上就出现了可视电话与宽屏电视相结合的构想，被称作telephonoscope。1982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推出名为Picturephone（图像电话）的设备，实现实时视频通话。 进入21世纪初期，伴随宽带网络普及与高清视频技术进步，可视电话技术走向大规模应用。各大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企业相继推出各类可视通讯产品，例如Skype、FaceTime、Zoom等，人们借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即可完成高质量视频通话。如今，这类技术已经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与商业工作场景，成为不可或缺的通讯手段。

George du Maurier 想象的组合式可视电话，1878 年

电话录音机 电话录音机也被称作Telegraphones或Telephone recording machines，属于20世纪初诞生的早期音频录制装置。它的工作原理是把电话线传输的声音信号转换为磁信号，存储在磁带介质之上。 最早的电话录音机可以追溯至1906年，美国人Valdemar Poulsen发明Telegraphone设备，能够经由电话线完成音频录制。该设备将音频信号转化为磁信号，记录在磁带上。经过持续的技术改良，20世纪20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研发出新一代电话录音机，能够自动录制通话，将录音存储在薄片介质中。 电话录音机既可以录制现场口述的声音，也可以捕获电话线传来的语音，还能够借助扬声器或是电话线完成录音回放。它的用途十分多元：录制口述内容，本机回放给速记员，或是通过电话线将声音传输至速记员所在的分站；录制双向电话对话；无人应答时留存来电留言；也可以经由电话线路，向多个接收点位推送预录制好的语音信息。 20世纪50年代，新一代电话录音机问世，实现录音的同时同步回放。20世纪60年代，数字录音技术出现，进一步提升电话录音机的录音品质与存储能力。 电话录音机可以视作与电话相伴而生的技术环境。

电话簿空间 电话簿最早诞生于19世纪末，是登记电话号码与联系人信息的查询目录。早期电话簿依靠手工编制，内容只收录富裕人群与企业的联络信息。20世纪初，伴随电话逐步普及，电话簿收录的信息范围不断扩大，成为家庭与企业不可或缺的信息工具，部分企业、广告商还会为客户定制专属电话簿。 电话簿的保有量持续上涨之后，它的收纳与分类就成为现实问题。早期手工印制的电话簿摆放在办公室以及邮局、火车站这类公共场所的桌面之上。彼时部分家具也围绕电话的使用需求进行设计，大厅桌面会预留出适配电话簿的收纳空间。1923年《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中Collister撰写的文章就对电话桌作出描述，其“目录收纳格（directory compartment）……尺寸刚好满足存放电话簿的需要”⁽⁵⁾。电话簿数量进一步增长，对存储空间的需求随之提升，办公室与家庭都会在电话机周边预留专门位置存放电话簿。 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电话簿逐步转向线上电子化形态。如今的电话簿包含线上查询目录与手机应用，能够通过智能手机调取访问。电话簿的存储载体，也从实体的物理收纳空间迁移至数字服务器之中。 属于与电话相伴相生的技术环境。

电话簿（左图） 黄页（右图）

智能手机的出现 技术环境大融合。 智能手机是一套结构复杂的多功能硬件设备，集成处理器、传感器、GPS、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与显示屏。智能手机的发展与快速普及，根植于20世纪90年代末商务群体广泛使用的个人数字助理（PDA），1996年掌上PDA问世，1999年黑莓设备推出；与此同时，手机在商务与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承担语音通话、短信收发的功能。智能手机诞生于21世纪00年代末，2007年苹果发布第一代iPhone，2008‑2009年安卓设备陆续上市。紧随其后的苹果应用商店与安卓应用市场催生海量第三方应用，让智能手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型技术环境⁽⁶⁾。 Agar在《Constant Touch》一书中梳理了二十世纪电话与无线电网络逐步融合的历程：早在1910年，车载电话就能够和室外电话线完成物理对接；同一时期，少量无线电话应用于军事、海事通讯；20世纪40年代前后，车载双向无线电得到使用；手持对讲机诞生于二战时期；战后不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批准将无线电频谱用于商用电话业务；20世纪70年代末，旨在提升频谱利用率的蜂窝系统落地，支撑更多用户接入移动电话网络。 硬件层面，20世纪30年代末为助听器研发的微型真空管被直接应用于便携收音机；二战时期的纽扣电池以及战后的晶体管技术，推动高度小型化便携设备成为现实；液晶显示屏（LCD）在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商用。 由此可见，技术融合是移动电话过去近百年发展历程之中的固有特征。 智能手机逐步替代音乐藏品、纸质书籍、城市地图与旅行手册、电话簿、相册影像、相机、钱包、食谱、收音机等诸多实物载体。这些被智能手机取代的实体信息器物，渐渐被搁置在阁楼、地下室、储物柜，或是直接进入回收渠道⁽⁶⁾。借助智能手机，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开展工作会谈、预约用餐、组织活动、处理账单、联络亲友。它拉长了劳动者工作时段之外和同事沟通的时间。尽管部分使用者会配备两部手机，分别对应工作与私人家庭生活，但总体来看，完成技术融合的智能手机将工作事务与私人生活收纳至同一个技术载体，进一步消解了工作空间与私人生活空间之间的边界。

iPhone 手机解剖图

时空分解‑移动性 从固定电话到移动手机，原本只能固守办公桌开展工作的从业者，即便离开办公室，甚至在闲暇时段也能够处理工作事务⁽⁷⁾。 智能手机作为便携电子设备，具备极强的移动属性，可随身携带，能够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接入网络。依托智能手机，人们的通讯行为不再被特定时间与物理场所束缚，可以随时随地完成沟通。借助通话、短信、社交平台与即时通讯软件，人们在家中、办公场所、公共区域、旅途当中都可以开展交流。在此过程中，智能手机消解了不同空间之间的功能边界。与此同时，智能手机接入的网络承载着海量的历史与实时信息，使用者能够随时检索、回溯、调取相关内容，例如利用手机回复跨时区的邮件。就此而言，智能手机可以视作一种分解时空的媒介工具。 智能手机依靠数字技术，将时间与空间拆解为更小的单元。人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并行处理多项事务，工作效率得到提升；但同时也接收大量碎片化信息，使得日常生活的组织模式变得更为混沌和动态。被拆解之后的时空，依照非线性的逻辑重新完成排布。

手机的超地域能力 当手机的保有量超越固定电话，融入日常生活之后，地域的约束作用开始不断弱化。进行通话联络时，我们常常不再受制于对方所处的物理位置。不必将某个人绑定在住宅、办公室这类实体场所之上，就可以建立沟通，直接对接具体的人，地理位置退居次要位置。 手机弱化了生活运转对于固定场所的依赖，这也可能削弱人们工作过程中的地方感⁽⁸⁾。 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提出，电子媒介消解了时间与地点的独特性。电视、收音机、电话使得私人空间更容易对外界开放，具备了更多公共属性；车载音响、腕表电视、个人音频设备，则反过来将公共空间私人化。经由这类媒介，别处发生的事件，仿佛可以直接呈现在我们当下所处的环境之中。 梅罗维茨指出，当我们无处不在的时候，也就没有了特定的地方。 智能手机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媒介效应。技术融合带来的移动性与复合功能，赋予智能手机强大的超地域能力。人手一部智能手机，人们可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依靠通话、短信、社交媒体完成人际沟通。这种随时随地的联络方式，降低了物理地点的权重。在家中、咖啡馆、公园、地铁，或是外出旅行途中，都可以开展交流。传统固定电话完成的空间层级划分，家庭与工作、个体与组织、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限被进一步瓦解，拆解为以个体为单位、粒度微小的原子化时空。 智能手机对应着当代以弱连接为特点的社交网络，旧有的各类边界发生转移，沟通协作不再要求人员聚集在实体办公空间。人们更多依照个人喜好选择工作场景，咖啡馆、居家环境，甚至风景优美的公园、湖边，都可以成为办公地点。过去建立在效率、权力逻辑之上的办公室空间结构随之失效，相关规则转而演变为邮件往来、通话礼仪这类软性职场文化继续存续。

游牧时代来临 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设备的发展，为分散式、游牧式的工作模式提供了技术基础。传统的办公空间已经不再适用。人们开始使用更为灵活的工作模式，不再被地域限制。这种工作模式不需要人们长期留在一个地方，而是通过移动设备，将工作空间随时随地带在身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需求。基于海德格尔“让居住”的理念，出现了 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居家办公）的概念。SOHO 这种自由的工作方式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加入其中，并在 2020 年疫情爆发后，成为社会生产方式中重要的组织部分。 在游牧时代，无论人们身在何处，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来与同事、客户或供应商进行即时交流和协作。只要有网络和通信信号，人们就可以在家中、咖啡厅、火车上、机场候机室、图书馆甚至是海滩上工作。这种灵活的工作方式也使人们更容易平衡工作与生活的需求。 在这种工作模式下，人们更加注重工作的创新和灵活性。传统的办公空间可能会对创新和灵活性产生限制，而在游牧时代，人们更加注重在不同的环境中工作，以获得不同的启发和灵感。

在以智能手机为代表之一的信息时代浪潮之下，Erik Veldhoen 提倡一种基于活动的工作模式，即传统的基于交流的办公室将在电信的发展下消亡。他坚持数字革命的未来，他相信（还有许多其他人也相信），这是一场与工业革命一样巨大的变革 —— 已经在改变人们体验时间和地点的方式。他解释说，他对工业革命的理解是两百年的错误，残酷地要求人们每天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工作，他认为新时代将使我们回到工业化前的时代。他说：“我们即将结束劳动。” 或 “我们（将）回归工匠精神。” 信息技术使工作更加独立于时间和地点。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时间。“例如，当你看到人们工作时，每周 40 小时是 168 小时。假设从 40 小时开始，20 小时被标记为 “与他人相处的时间”，20 小时只是让你独自完成工作…… 在你想要的时间范围内组织工作。这是一种可能性。它对你如何组织生活和你的生活与工作平衡有很大影响戏剧性的变化。”⁽¹⁾ 如今，人们能够在任何地方访问工作文件、发送电子邮件、进行视频会议等。智能手机也让人们能够更加高效地处理工作任务。例如，可以使用手机应用程序来管理日程安排、跟踪项目进度、完成在线表格和文档等任务，从而在移动时也能保持高效率。无论人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智能手机的移动性和连接性都能让人们能够轻松地与同事、客户和供应商保持联系。 然而，离开了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会带来工作和生活的模糊边界，因为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可能会导致工作时间延长，从而生活质量下降。当人们告别固定办公室之后，仍需要重新有条理地组织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即自己制定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因此，有许多人会选择咖啡馆、图书馆等地开展线上工作，对自身的工作和生活空间进行地点上的明确划分。从这个结果看，固定办公室的空间被移动电话形成的全球网络分解，但在人们自身的组织力量下并未与私人生活完全融合，而是以一种迁徙的方式，分散至了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