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建筑——疫情下关于网络与建筑的一些思考

图片来源于川本史织摄影集《堕落部屋》

现代城市的建立一直与人类对疾病的防御密不可分。约翰·斯诺（John Snow）在宽街绘制出霍乱地图的1854年，生活在城市的人口还不到10%。现代主义运动初期的几乎所有特征，比如底层架空、屋顶花园、自然通风，甚至是白色的墙面，都被作为与阴暗、肮脏的传统城市环境相抗争的建筑宣言。某种程度上，现代主义的正当性正是建立在对传染病及其传播途径的建筑学认识上。排泄物、生活用水等环境管控类基础设施在这一百年间的建立和演化，使如今全球超过55%的人口以高密度城市形态栖居在2%的土地上。这一数字将在2050年超过68%。然而，这却在以城市形态和功能为要义的正统学科内长期被忽视。在这场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医学隔离面前，我们或许需要将学科从新从教条中解放，纳入到人造环境和技术批评的视野，去思考学科方向和进程，以及这个学科对人类可能的贡献。 对于以空气为传播介质的传染病的控制，似乎只有空间上的隔离才是最佳的防控手段。然而我们可能忽视的是，从疫情的信息、管理，到工作方式的转换，2020年这场前所未有的全球隔离，如果没有互联网是实现不了的。而这同样也是建筑学自主性发生剧烈变革的背景和契机。互联网的应用可能在不远的未来引发建筑分化为三种方向，即，奇观建筑、基础设施建筑和居住建筑。它们是对人类生存形态的三个方面的推测。也是对基本问题的一次追问。 首先，互联网在事实上取代了公共建筑的一项重要职能，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信息的发生和交换提供场所。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曾经断言，印刷术会杀死建筑（edifice），然而如今，电子技术的激进改变同样完成了这个任务，屏幕接管了以前由物理空间承载的任务，而这些任务正是一个以建造为核心的现代建筑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所在。然而，合法性的丧失并不会使建筑退出公共空间，反而使建筑成为一种符合传播逻辑的、稀缺的媒介介质。区别于景观社会，消费活动被包裹在资本运作下的“成瘾设计”里。“打卡”公共场所将成为屏幕媒介舞台化的奇观欣赏，建筑的在场不再是同一个时空下的在场，而是以各种媒介的“叙述”表达出来。这个领域和传播的密切关系将会不断冲击建筑学脆弱的学科边界。历史将变成索引和菜单。叙事、游戏、时尚、快消和视觉技术领域更有可能将建筑学这部分能力带走，而不是被挣扎于自主性的、受困于学院建制的建筑学所吸纳。 其二，基础设施建筑。这里并不是指桥梁路桥，而是所有关乎生命体维持、生产、信息和物质流动的纯功能性空间。例如港口、机场、医院、集散中心、数据机房、厂房、农业种植设施、畜牧业养殖设施等。库哈斯最近对乡村的兴趣，正是这种转型的代表。他关心的并非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回溯，而是关于全球基础设施的地缘配置、生产方式的历史考察和展望。基础设施建筑是维持人类社会效率和文明的基础和底层协议，建筑师的要务是在理解技术哲学的基础上构建人造环境的构架。正如库哈斯在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展册中谈到的，“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深深烙印着普罗米修斯式努力的世界里。”其背后的价值观仍然是对技术乌托邦信仰和进步主义的坚定信念。 最后，人类只要不能舍弃身体的束缚，居住空间就会永远存在。然而居住的属性已经发生剧烈的变化。网络的应用使支付和物流使人不需要与外界发生直接的联系，身体的自闭与虚拟的社交在同步发生。信息的交流仍然是家庭空间的组织核心，只不过从篝火畅谈、无线电收音机、卫星电视，转移到依靠光纤为交互基础的液晶屏幕。带宽的指数增长让我们在20年时间内经历了信息传递维度上的质变，从文字，图像，再到视频。这使得工作不再是只有在办公楼完成的事情，居住也不再会只容纳功能性的空间。网剧、新番、偶像选秀、流量网红、点赞、弹幕、美女主播，透过一块块电子屏幕，数字时代的资本拟像本身既是公共消费场所，同时也是私人领地的复杂的空间渗透：居住成为了景观。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的居住空间如此依赖高度技术化的基础设施，静止地与外界发生高频的关联。也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时代，WiFi和充电变得像空气和水一般重要。个体私密的对话、影像、甚至呼吸、心跳，都被采集成数据，变成了巨大的“云”的一部分。这些改变即使没有这次疫情，也已经到来。以信息的交换为中心，住宅在可见的未来将会更加复合和模糊，但是这个改变同样面临保守的商业开发模式和住宅规范的限制。 三种建筑对应了三种未来的建筑师，或许大部分建筑师的实践轨迹不会受任何他认为“异质”的事物的影响，又或许将来的建筑师也未必由建筑学院培养和定义，但无论如何，新的变化都要求现有建筑学填充新的框架，整合新的资源和专业知识，重新审视建筑学科的相关性（relevance）并对现实的挑战做出正面的回应。一个新的建筑议题的出现或许不再是一个建筑问题，而是在人造环境和技术批评的视野下，现实世界如何激烈地改写建筑和我们的生存环境的过程。当然，有先见之明的人会把它纳入到下一代建筑学的议程。或许，我们不得不相信今日世界的组织模式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一种稳妥的行为方式，并对现实所展现的鬼魅视而不见。然而，这场疫情引发的停顿与苦难或许可以让一部分人共同思考已经教条的学科政治正确，技术与自由间的辩证关系，与文明可能的行进方向。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张微伟、张斌及鲁安东教授三位的对话，在此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