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担心过：把自己的特殊性给活没了？

电影《邪不压正》导演组里，有一个职位，名为“营造参谋”——考证老北京的建筑原貌，指导电影中建筑置景的搭建。 这样一个人儿，要懂北京，懂建筑，还要懂电影。 最后接下这个任务的，是建筑师王子耕。他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现在是中央美院的教师，从履历、身份到作品，都不守常规、独成一派的妙人儿。

电影《邪不压正》

王子耕在《邪不压正》片场（左）建筑师王子耕（右）

王子耕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来确定那个年代的建筑原貌，比如说新安东门到底有没有？查美国一个图书馆的资料，确定1937年是有这个门的，但当年年底就给拆了。又去考据其中的那些城墙属于什么状态？是残破的还是完整的？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电影服务，好玩。” 玩兴大起来时，王子耕还以电影为灵感来设计建筑，甚至把自己的建筑“作业”设计为动画和影片的形式。 他还想拍《一次别离》那样的电影：用一个家庭的故事，就折射了社会和阶级的寓言。 “也可能再过几天又写了个小说”，都不好说。“我就很难定义，我感兴趣的事情挺多的。”他多次这样讲道。 有学生问他职业方向、专业领域该怎么选，人生道路要怎么走，他只回了一句： “兴趣。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复杂了。”

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读研究生时，王子耕选修了建筑商务课，一门教人怎么开工作室、如何经营自己事务所的课。 主讲教授80多岁，非常nice的老头，年轻时是全美第四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据说曾拥有普林斯顿三分之二的土地，是普林斯顿最富的人。 “我们那个班20多人，我有事落了他的一节课。这老头就和我约好时间，给我补课。那天下大雪，他从纽约赶过来给我一个人上了三个小时的课，他就打着伞颠颠地走回去了。我当时给他拍了张背影照片，印象特别深：他对教育这件事是认真的。”

王子耕拍摄的教授给他补课后离开的背影（左）

“学生也有那种自觉性，不是让老师去督促完成某个事情，而是要在这里去发展出自己的体系，不断地壮大自己。” 2013年的普林斯顿校园，对王子耕来讲，是人生的重要节点。 “那个环境里，你会觉得自己是幸运儿，是上天选出来的那一部分人，你有义务为这个世界更美好的部分贡献出才智。” 此前，王子耕拒绝了哈佛大学的offer：“哈佛的招生规模是普林斯顿的十几倍。但我觉得，在那样的规模里，各种名流走秀一样来来去去，学生反而容易迷失。普林斯顿的建筑系更像小村里的一个小型学术机构，师生间拥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普林斯顿的课程密度也非常高，中午只有40分钟吃饭时间，经常能见到有人小跑着去吃饭，晚上可以看到不少人三四点回宿舍。” 那种强者云集、原力涌动的氛围，也唤醒了王子耕内心的才华和自信，让他确定了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表达。 研究生期间，他用三个半年的时间，完成了“A Beautiful Country”三部曲——三个看上去和建筑关联不紧的设计作品。

这个惊艳的“三部曲”，分别以北京、东莞、重庆为灵感样本。 短片《北京蓝》，构思了一个北京民众通过网络支付平台购买国外新鲜空气的荒诞故事。

《北京蓝》短片

“苦塔（Dukkha Tower）”则是手绘的建筑剖面图：底部是纽约帝国大厦的苹果商店，一个极简的、玻璃幕墙的朝圣地。 王子耕虚构了一个苹果商店里的保安，经历长时间幻听的折磨后，“发现”帝国大厦内部隐藏着另一个世界——中国的东莞。 保安说，上面排列着东莞的苹果代工工厂车间、警察局、妇科诊所、拆迁办、夜店等等，总之是那些为了保证苹果产品的生产所需的各个环节，以“苦、集、灭、道”（佛教四谛）环环相承，规模庞大，但又都隐匿不见。 纽约和东莞，苹果店和代工厂，两个世界都感知不到对方的存在…… 这种全球化链条的形成，得益于运输的发展，背后是资本对效率的追求。

“苦塔”（局部）。手绘图上纽约和东莞的分界处，衔接的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斗拱。

顺着这个思路，王子耕又构想了另一个作品：“利维坦（Empty）”。

《利维坦（Empty）》插图，获得Fairytales 2015国际竞赛一等奖。王子耕推测了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能自我供给并依靠巨型基础设施进行生存权交易的生态。

一个本身是代工工厂的巨轮，在中国装载劳动力和部件之后驶向美国，利用航行的时间装配产品…… 巨轮以五个球形气仓（仿佛五个圆形监狱）组织人的生产和生活，以最大化提升效率，成为无人可以逃脱的生活方式。

这些作品，让王子耕在学生时代就获得了很多关注，但也引来一些质疑：它们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务正业”。 但王子耕很确信，这些问题对建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全球基础设施已经创造了一个“看不见的城市”，而传统的建筑师对此还知之甚少。 他本能地想要去破解现实展开的这些谜题，不愿意被专业和身份拘囿。 “我做这些东西，更偏向于人类状况的表达。跟一个建筑师干的事情不太一样。” 问他这是否是自己的天性，他说从不去想这样的问题，但从心底知道，自己的生活与外在的荣誉都没有关系，“包括我已经做了几年的大学教师，但不希望自己变成那种在学校体制里很容易获得满足感的人。” 他的满足，只能向内在的精神世界去探求。 “我是那种内心比较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的人。从小就比较清楚。”

《利维坦》模型局部

毕业回国，王子耕先是做了一本独立杂志，取名“Pills”（药丸），后来延展为工作室，做建筑设计、展览策划，等等。 “我不可能去等这个时代，我只能是我自己，只能接受我的命运。让我调整自己的风格，去适应这个时代？我调整不来。” 他还在网上开题设问《没有危机的建筑学》：“今天中国的建筑学，能否知耻而后勇？能否卸下那些集体文化的自尊、负担和制度惰性？……” 问题引发了很多讨论，自然也会有批评。但他不太去看：“生命短暂，你没必要顾及所有人的看法，对吧？”

雷姆·库哈斯在OMA工作室（左）库哈斯在央美（右）

央视“大裤衩”的设计师雷姆·库哈斯，对王子耕影响很大。 这种影响，不是建筑风格，而是那种迷恋思考的快感，和独成一派的做事风格。 “库哈斯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建筑师，他原来是一个新闻记者（还做过电影编剧），有一些对现实很敏锐的东西在里面。他35岁写完《疯癫的纽约》，成立OMA工作室。之后的十年，只做一些很小的住宅项目。”王子耕说。  对很多建筑师来说，OMA既是天堂，也是地狱，那里的工作节奏和智力浓度都很疯狂，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最后一秒变卦，而库哈斯在那里拥有一种“思想暴力”。 和花上至少四五年时间营造一个建筑相比，库哈斯很喜欢用访谈、调研、策展、出版等手段来表达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跟得上他思考的速度。 这同样是王子耕最常输出的表达方式：  “我们做的很多批评、展览、文章、教学，都是建筑实践体系的一部分。” “我更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工具”。

2019年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王子耕的参展作品“制造人类（夏娃）”，一个伊甸园故事的再现：“我们用蛇、苹果、标准化人偶探讨关于人的定义的演化，技术和工具对人的延展，以及人类和其所创造的供给系统（城市）之间的束缚和依赖关系。”

生存权的交易、异化的现实、乌托邦的失效、全球化的幻梦……在王子耕的作品里，这些关键词蕴含始终，是因为他一直都在追问空间对于人的终极意义。 在威尼斯，王子耕和薄宏涛策展的“铸忆”：以首钢工厂的一对父子的时光记忆为核心搭建了整个展览。使用了建筑、电影、舞台置景、小说创作、多媒体等不同的媒介语言。 “我感兴趣的问题没怎么变过，我希望建筑学不仅仅是时尚杂志的几个彩页，建筑学应该有更深沉的关注。”

建筑师这个职业很特别的魅力在于，它是技术和艺术的高度融合，是被一个个外在的难题所感召，然后去唤醒内心倔强的精神能量。 每一次都要从零开始去挑战，以自我为赌注，期待在冷冰冰的作品里，把情感和思考凝固下来。 比如建筑师安藤忠雄，有一个作品4*4，是一栋建在海堤旁、限制非常多、施工难度极大的作品。

当时，安藤忠雄已经誉满全球，但这个业主提交的需求，却让他想起自己早年经历的种种困难，很是感怀，于是决定：在这样小小的地方，也要做出一个丰饶的宇宙…… 这也是很多建筑师、艺术家的缩影：越是在逆境之中，越是强者之间的互相感召，那种唤醒天性的能量越是动人心魄。 而当你足够强大，你做事的方式，自然而然就独成一派，为自己的存在做出证明。 但不管名气多大，建筑师都还是一个挺被动的职业。即使是现在做展览，预算、时间、实施人员的专业性，这些问题都会不断地困扰着王子耕。 “但还是要尽力去做。” 有自己愿意干的事儿，王子耕就很满意。“有些没有任何限制的展览，钱说不定还得倒贴，但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实现出来。”

展览“铸忆”在威尼斯的搭建现场

王子耕找到了自己毫不犹豫要做下去的事情，代价也有：忙碌。 教学的，工作室的，约稿的，有很多事务要处理，他警惕自己不要被这些绑架了，“无论如何，不要让自己慢慢消失掉……”

王子耕大一时的手抄册页。有人看过他学生时代的作业评价说：“大一模仿安藤忠雄、柯布西耶，大二模仿库哈斯、伊东丰雄，大三开始就很难看到他模仿了谁，他有了自己一套话语体系，空间操作技巧成熟了。”现在，他也还会用个本子，把很多灵感的关键词记下来。（左）

王子耕经常会让自己暂时脱离开那些繁琐，骑车或开车出去放空一会儿。   往往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在陌生的地方徘徊的时候，在问自己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脑海里随机碰撞，不知道奔向何方的时候，灵感悄然而至……  “其实国外很多知名的建筑师，都是非常晚才开始实践的。弗兰克·盖里45岁才做他的自宅，50多岁才开始做他那些扭曲的东西……”王子耕说道。35岁的他还没有自己满意的作品，但他并不着急，由着个性继续往前伸展，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