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技术 | 辩证的技术——空调设备与真实性表达

1968年前后，战后的欧洲到处弥漫着“东风”的意识形态。左翼势力在资本与权利共谋的局面下竭力争取民主的政治诉求和公平的社会愿望。在建筑领域中，尽管鲜有激进的运动能够直接对应巴黎五月风暴的“暴力事件”，[1]不过，我们并不会忽视现代建筑运动中的各种暗流涌动。工具理性和资本的异化力量既在一步步地蚕食着大都市的精神状态，也在持续地挑战甚至改变建筑的历史责任和本有使命，即建筑既作为一门具有自主性的学科，又作为一种诗意栖居的构筑物。因此在60年代到80年代间，文丘里的象征性和复杂性，艾森曼的自我指涉的形式主义，屈米的程序和事件，现象学的场所回归等反传统的思考都表明了建筑学专业内部对资本和权力的抵抗，这种抵抗的根源一方面出于资本权力的消极性同化，另一方面也依赖于现代技术的积极性控制。 紧随着社会文化理论的思潮，建筑学内部的自反性亦逐步形成一种批判性认识：技术理性的双重辩证性需要得到全面且深刻的反思。就其辩证思维的一端而言，技术带来了种种消极因素。在技术主导下的现代主义建筑生产中，那些曾经附着于建筑的审美性和道德性似乎已经荡然无存。在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眼中，技术主导下的建筑好像丑陋的怪物，被视为一种超现代的产物。裸露的管线和设备构造犹如混乱的时代意向，持续地冲击着世人的视觉，扰乱着人造世界的审美判断。[2] 以空调技术为例，空调技术通过对物理环境热舒适性的改善，为一种无差别的、去地域化的建筑形式提供了可能性。它的潜在危机在于切断了建筑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内在关系，抹平了建筑与地域化之间的关联，也压制了身体对于建筑材料和空间的直接感知的可能性。建筑设备系统（building service system）被看成一种令人不安的、丑陋的成分，它不仅破坏了建筑立面的整体性，而且和结构的分离，也使其很难完成自身在设计中的自治。[3]相较于之前的结构理性而言，通风管等设备的外露似乎就等同于将这座建筑物置于审美上的危机，也预示着其威胁了建筑结构所传递的真实性。 就其辩证思维的另一端而言，技术又为新时代生活提供了种种完美契机。在此，无论文化批判的力度多大，我们都不能轻易否认空调技术在客观上确实激发了建筑学新的思考。50-60年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先锋时代，建筑设备技术迅速发展，成为建筑学发展的推动力之一，激发建筑学探索的新想象，也分散了追求经济效率的快速建设的建筑学关注点。（图1）极力推崇建筑设备的建筑师们，以建筑电讯派（Archigram）为代表，笃信技术能够提供一种流动的都市形态以抵抗永久性，建筑师们转而开始思考设备和建筑相结合的更深层次的关系。 在此语境中，本文试图以空调设备为例，探讨技术发展在建筑生产中真实性（authenticity）的表达。在现代建筑的历史谱系中，作为一种技术的空调设备与现代主义的道德、审美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其是否能够代表着另类的道德标准呢？本文尝试通过空调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来回应上述问题，进而为反思激进技术之于建筑学中的智识探索提供一枚棱镜。在开始论述之前，作者尝试简述古典建筑和现代建筑中道德性的含义，以便为后文的论述提供特定的历史语境。 在普遍的意义上，古典建筑的形式基础依赖于其背后的宗教真理，唯此，道德性才能获得显现。[4]为了顺接古典神性赋予的道德性，建筑史学家沃特金将现代建筑的道德合法性建立在三个层面之上：理性的社会政策性工具（rational instrument of social policy）、时代精神（Zeitgeist）、建造材料和结构的真实性。[5]而在建筑的道德性从神学宇宙观转变到理性工具和结构真实的过渡阶段中，建筑师、理论家维欧勒·勒·杜克（EugèneEmmanuel Viollet-le-Duc）的著述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图1：1961年阿姆斯特朗公司发起的该公司的吊顶的建筑图竞赛 (Source：Koolhaas, Rem. Elements. MarsilioEditori Spa, 2014.)。图2：勒·杜克以罗马交叉拱为例阐述结构理性。

在勒·杜克的观念中，中世纪的哥特建筑必须体现真实建造过程和结构。[6]没有任何的建筑构件应该是赘余或者浮夸的，也没有任何的构件是非目的性的。建筑好像一个完整的、相互连接的有机体，每一个构成部分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各个组分之间既不可相互替代，同时还要保持着理性的特质。[7]（图2）因此，勒·杜克关于哥特建筑结构理性的诉求就上承宗教真理的道德性，下启沃特金所言的建筑的道德性来源于绝对的理性与真实性。 勒·杜克的论述恰好为建筑史学家佩夫斯纳的观点提供支持，即“虚假的材料和虚假的技术是非道德的。”[8] 在这个间断的历史勾连中，古典和现代建筑的道德性来自两个部分的契合，一个是建筑结构的真实性（廊柱拱券/框架结构），一个是建筑所处的主流精神价值（神性/理性）。因此，当现代技术主导下的空调设备被置入建筑体的内部和表面的时候，那么，其道德性来源最初可能来自于建筑师如何处理其自身的真实性，随后，时代主流精神便会得到契合和体现。 最早使用健全的空调系统的建筑物实例之一，是1906年建造而成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RoyalVictoria Hospital, 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其整体风格偏向于一战前后盛行的维多利亚风格。空调设备室位于建筑的底层，且采用了在当时领先的风管系统。（图3）整套设备通过走廊的送风口，将冷却并净化过的空气送到每个病房，从而病房不需开窗便可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和清新。空调技术在湿度，温度和纯度三个层面上对室内空气环境起到调控作用。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一座古典化的建筑与现代空调技术的相互结合的状态？至少从建筑史学家班纳姆（Reyner Banham）的角度而言，这种建筑的道德性处于悬置的状态：“医院在环境控制上足够的现代......其平面的布置和流线设计也颇为现代......但是，设计者却采用了甚至落后40年的建筑风格。”[9] 换言之，班纳姆认为，先进空调技术与外部的建筑风格没有产生任何关系，空调设备与立面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线索。（图4）在班纳姆的眼中，从设备结构，到空间布局和流线功能，再到整体艺术风格，都应该保持连续性和整体性。因此，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运用的先进空调技术与其保守的风格审美之间的矛盾，让其部分地失去了道德性的凝聚。

图3：皇家维多利亚医院通风系统示意。图4：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外观。

到了20世纪中叶，班纳姆关于技术与风格之矛盾性逐渐消失了，因为全世界范围的内的建筑已经趋向了国际风格，也就是达到了与先进技术相匹配的整体外观。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变成：空调设备又是如何在现代建筑中获得其道德性？ 随着荧光灯管的出现，空调设备的管线得以和照明系统一起安装于上层楼板之下，最终形成了吊顶层。由于设备和管线同时添加到吊顶层，导致了楼板下部一定程度的赘余，吊顶作为独立的建筑成分最初难以被接受。正如美国建筑师Walter Netsch 的抱怨：吊顶层就是美国建筑的小肚腩！[10]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建筑师逐渐开始以系统化的思想探索如何将声、光、电、暖等设备在吊顶层中整合。相对于最初仅作为一种遮蔽或隐藏的天花板，暴露的吊顶似乎更能反映出技术的真实性，实现作为独立建筑成分的自治性。（图5）

图5：1952年联合国托管理会室内天花板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设计于1959年的奥利威提工厂（Olivetti，阿根廷梅洛），它是最早采用暴露空调设备处理方式的建筑之一。该建筑的空调设备不同于早期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空调系统，前者没有将空调系统完全掩埋于建筑的底层，而是完全暴露在结构屋顶的悬挑之下。（图6)奥利威提工厂的空调和中空的管状大梁相互连接，设备组构和建筑结构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结合（即逻辑上构成了清晰的开放吊顶）。悬挑的混凝土屋顶起到遮风避雨的作用，保护位于其下的空调设备及玻璃幕墙。 在班纳姆看来，这种做法带来了两个明显的积极效应：一方面，空调设备处于比较容易接近的位置上，且将空调设备自身的视觉效果最大化；另一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暴露的空调与悬挑屋顶提供了深层次思考建筑设备与道德性之间的智识性关联。通过空调设备在屋顶下的悬挂展示，结构的永久性（permanent）和服务设备的暂时性（transient）之间的差异被清晰地表达出来。[11]这种结构性并置非但没有损伤彼此的呈现，反而最大程度上地表达出各自的体积感和功能性。恰恰在此层面上，空调设备与建筑构件之间优雅的、真实的、清晰的表现关系，既映射出理性的时代精神，又可凭着坦诚地姿态进一步表达出真实性的道德潜力。

图6: 奥利威提工厂

设备在建筑中的布置经历了特定的发展路径：在诞生的时候由于体积过大而处于被消隐的状态；到建筑设备与结构之间的模糊关系；再到在建筑中的清晰真实的表达。到了60年代，激进的建筑团体Archigram更加笃定技术的全能性，极端推崇建筑对环境的驯化作用，认为建筑能够帮助重塑未来舒适的都市和家居生活。[12]因此，在狂热的技术崇拜推动下，裸露的设备和管线不再只是结构的并置物，而是压倒性地取代了结构框架，甚至让设备管线自身变成了建筑的结构。

图7：C.Price 的享乐宫殿 (Source： Sadler, Simon. Archigram: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ss.: MIT, 2005. Print.p.36.)

普莱斯（CedricPrice）绘制的纸上建筑物享乐宫殿（Fun Palace），就把建筑视为一个中性的有机体，各种能量以连续且动态的方式穿梭于服务设施之间。[13]（图7）技术主导下的管道设备被幻化成流通的循环路线。完全暴露的管线设备不仅充当了建筑的立面，甚至整个建筑的结构都是由设备管线构成。这种毫无掩饰的设备管线呈现方式，不可避免地挑战着建筑审美性和道德性的界定。按照上文的分析逻辑，与其将这些管线密布的建筑形式看成是混乱且令人恐忧的超现代意向，作者更愿意将它们视为现代建筑之内在道德性的范本。以享乐宫殿为例的“设备式建筑”是在技术至上的原则下，真实并自发地展现出建筑的材料、结构与构造。 如果说选择隐瞒空调管线是某种带有伪装的欺骗行为，空调设备与结构之间的清晰并置表达出一种真实性的道德，那么，高技派的建筑则无意识地将这种道德性推向了极端。位于巴黎的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就为管线设备/真实性道德的理论假设提供了现实支撑。在此，我们既能够以另类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座建筑的道德价值，甚至，将其视为一种激进的技术潮流，以其独有的建筑学方式（将管线暴露至最大程度）回应着巴黎的五月风暴。（图8） 在1969年，蓬皮杜中心竞赛构思之初，时任法国总统的乔治蓬皮杜强调巴黎需要一座反映其时代特性的建筑物，一座前所未有的艺术文化中心。[14]前所未有的时代野心表明，蓬皮杜中心需要表达当下法国巴黎的政治愿景、社会意志和文化想象，而这一切时代精神的价值的体现既不是依靠空间组合的流动性，也不是象征符号的堆积，与之相反，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技术手段实现的。恰是在此维度上，蓬皮杜中心夸张且色彩明亮的管道立面中蕴含着时代精神，这为它触碰到道德原真性的表达提供了可能性。

图8：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后立面。图9：通过BIM实行MEP的整合的示意。

到了70年代，智能化和自动化开始在建筑中成为研究重点，空调等管线也从原来的集中放置在吊顶下，变为去中心化的分散（这种趋势始于蓬皮杜艺术中心）。集中的电脑光纤电路和机房取代了原来放置空调设备的位置，成为新的服务核心；地板被抬升，成为与假天花对应的“假地板”；建筑外表皮也承担起了安置管线和调节室内环境的作用；BIM技术的推广，将最大化地整合设计过程。（图9）数字化时代替代机械时代，那么，与之对应的真实性表达又当如何重新定义？

假设古典建筑（比如说哥特风格）的道德性是通过真实的表达结构传达出的理性和清晰性获得，那么，现代建筑的框架结构与空调设备之间的组合关系则预示着，现代技术主导下的建筑外观看似混乱和令人不安，实则隐含着一条潜在的通往真实性的审美表达之路。毫无遮掩地将空调设备和管线呈现于建筑的外部立面和内部空间，而且不采取任何遮蔽的策略试图遮掩它们，那种粗野的、真实的、清晰的管线透露出的坦诚与力量，恰恰散发出最真实的情感。 技术的本质在不同的话语下被不同定义，一部分学者认为抛开其本质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者的功利和意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使命和现实责任就是“批判”，其终极目的是实现某种更大的社会平等和更加美好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技术往往成为了导致不平等的罪魁祸首。按照相似的逻辑，技术之于建筑学的批判亦无可厚非。以空调技术为例，库哈斯在《垃圾空间》中以尖锐的悲观态度指出，垃圾空间是自动扶梯、空调的产物，而空调成为垃圾空间的共谋。然而，矛盾之处在于，我们一方面享受着技术提供的极大便利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以激烈的思辨批判着技术。 不过，当我们一方面着眼于建筑技术如何变成了精神异化的帮凶，如何抹平了现象学的地域性和感知性；另一方面，当然也不会否认空调技术在本质上重新分配了能量和物质（energy and matter），其既为人力资源、劳动力的重新调度与分配做出了贡献，又为居住环境的舒适度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建筑技术的发展还可能在积极的层面上扩展建筑学的价值认知，而这种价值便可能导向更民主公平的城乡生活，这便在技术、建筑学与社会性之间架起了一种潜在互惠的关系。与之前的时代使命类似，正如启蒙所带来的理性价值，以及未来主义先锋带来的工业和速度美学，当下的数字时代的建筑审美和道德如何获得重构？在追求激进技术的过程中，我们一边凝视着缺失的东西，一边期待着新的事物的来临。 注 [1]革命是一种暴力事件，若是在作为栖居容器的建筑与革命之间建立某种关系的话，那么，两者最直接的关系是“时空关系”，即作为历史事件的革命发生于作为空间的建筑之中。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谈及建筑的抵抗性、革命性等等皆体现于理论姿态上的（theoretical gesture）。至少对于塔夫里而言，建筑与革命性的可能性被压缩到无限小的地步，因为建筑始终在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中不可避免地处于“闺房”的境遇。胡恒.建筑文化研究08：塔夫里与现代主义.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99-174. [2] Wolin, Richard.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3]例如承载了机械设备的吊顶。Ábalos, Iñaki, and Juan Herreros. Tower and Office: From Modernist Theory to Contemporary Practice. MIT Press, 2005.p.137. [4]Pugin, Augustus WelbyNorthmore. Contrasts; Or, AParallel between the Noble Edifices of the Middle Ages, and CorrespondingBuildings of the Present Day: Shewing the Present Decay of Taste. Accompanied by Appropriate Text. London: C. Dolman, 1841. [5]尽管沃特金对建筑与道德性之间的关系持一定的批判态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言论中找到建筑与道德性之间存在的关联。Watkin, David. Morality and Architecture Revisited. London: John Murray,2001. [6]Viollet-le-Duc, Eugène-Emmanuel. Discourses onArchitectur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9.Print.p.448. [7]Ibid, p.224. [8]Pevsner, Nikolaus. An enquiry into industrial art of England. Cambridge, 1937. p.11. [9]Banham, Reyner. The Architecture of theWell-tempered Environment. 2nd ed. Chicago: U of Chicago, 1984. p.83. [10]ArchitectureForum, May 1963, p.140. [11]Banham, Reyner.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Well-Tempered Environment. 2nd ed. Chicago: U of Chicago, 1984. p.242. [12]英国先锋建筑师、Archigram创始人之一PeterCook 曾说“包装好的冷冻午餐比帕拉迪奥更重要”，一面暗示消费生活的兴起，一面将技术不加批判地推向极致。 [13]Sadler, Simon. Archigram: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ss.: MIT, 2005. Print.p.36. [14]Dal Co, Francesco. Centre Pompidou: Renzo Piano, Richard Roger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Monu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5. 作者简介 孙宇璇，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博士候选人。研究领域：高层建筑的垂直效率研究、建筑技术的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 郭博雅 王子耕 编辑 | 曹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