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技术 | 1968，地球照常升起

中心再难维系。这个国家随处可见破产通告,拍卖通知,谋杀报道,寻人启事,被遗弃的房屋,以及无法正确拼写四字单词的涂鸦。这个国家的家庭随时随地可能消失，留下跳票的支票和房屋充公的报告。青年们从城市漂泊到破败的城市，甩掉过去和未来就像蛇脱掉旧皮。小孩们从未被教育也不再能习得维系社会稳定的游戏。人群失踪。儿童失踪。父母失踪。留下的人潦草地发表了寻人启事后便不再等待。这不是一个公开革命的国家，也不是一个被敌军包围的国家。这是1967年晚春的美利坚合众国。市场平稳，GNP高涨，而且那些思路保持清晰的人们似乎仍然能看到社会的终极目标。或许对这些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坐拥伟大希望的春天。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琼恩·迪迪安(Joan Didion),《缓缓走向伯利恒(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1967 1967年5月，美国作家琼恩·迪迪安决定前往旧金山探访那些失踪青年的归宿。此时的旧金山距金门大桥公园集结十万嬉皮的“爱之夏运动(Summer of Love)”只有一月之遥,平静的表面下，正酝酿着一场爆发。《缓缓走向伯利恒》中迪迪安笔下的逆文化运动不仅没有乌托邦色彩，甚至还有些冷酷。她描述了一个正在失去引力场的美国社会，年轻人如同冰箱贴一般纷纷掉落。 迪迪安采访的嬉皮青年大多对政治一窍不通，他们虽然做出抵抗的姿态，却拥护着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将单亲家庭称为“破碎的家庭，”并认为女性应该服务男性。与迪迪安有过交集的嬉皮士多是十几岁的青年，与其说公开反抗，不如说对社会根本一无所知，更不屑一顾。迪迪安认为一个人的思考能力与语言能力是正相关的，而这些青年的言语贫乏程度却令她不安。对于她抛出的所有问题，嬉皮士们都只能用超酷(Groovy)来回答。在文章的结尾，迪迪安描写了一名涂着白色口红，年仅五岁的幼童。他的母亲向迪迪安炫耀道，“那孩子长期服用致幻剂(on acid)。”

作为冷静旁观者的琼恩·迪迪安，1967在爱之夏

在描写逆文化运动中嬉皮群像的时候，迪迪安并没有提及对这个运动影响深远的宇航项目和信息技术。本文恰恰会以宇航项目为视角来观察逆文化运动。嬉皮青年虽然拒绝主流社会，却对太空漫游有着近乎浪漫的遐想。1968年末，题为《地出》的照片一出现，便如野火一般在嬉皮公社中广为流传，所有人都被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地球号太空船的比喻深深吸引，认为自己就是宇航员。他们离开社会，组成上千个小聚落，自给自足，不分阶级，并认为以后的地球文明都会如此。他们不曾知道深黑太空中孤寂的水蓝星球看似无害，实则染血。正是这张照片背后的军事和技术力量支撑着他们所要逃离的越战。地球全貌的照片如此美丽，甚至崇高，以至于军事-工业综合体都难与争辉。将《地出》和《蓝色大理石》的照片作为徽章的青年或许未曾想到影像背后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也制约了这场抵抗运动的政治影响力。互联网兴起，存款散尽之后，多数嬉皮士就剪去长发，回归社会，把现实中的乌托邦聚落搬到了网络世界。而在逆文化运动中发展出来的生态社交网络则成为了网络世界中企业和官僚管理以及运营模式的原型。这篇文章一方面会梳理《地出》照片背后的军工历史，另一方面则会通过全能设计师富勒和嬉皮互联网企业家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作品讲述1968年前后，地球全貌的照片在逆文化运动中的流通和意义。地球表面的云层，看似自由，却深受测绘网格的桎梏，嬉皮青年们的自由和抵抗与流云一样最终无法摆脱自身家庭以及社会结构的制约。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水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1968年12月24日，平安夜，当阿波罗8号宇宙飞船环绕月球，即将目睹月球日出之时，船舱内的宇航员们轮流诵读了《圣经创世纪》，音频通过微波传送回了地球，并以数十万电视机为终端，传入了观众们的耳中。与此同时宇航员们还用哈苏(Hasselblad)相机在太空拍摄了三张照片，两张黑白，一张彩色。飞船返回地球后，美国宇航局(NASA)将那张彩色照片旋转了90度，并取名《地出(Earthrise)》。如此，人们第一次得以从宇宙中回望地球。 阿波罗这个名字用来形容冷战时期的宇航项目再贴切不过。太阳神阿波罗是男性主体，在西方文化中象征着视觉，秩序，理性，和抽象。“地出”以及它背后的基础设施，无不强调相机背后观看地球的阿波罗之眼；而作为照片观者的众人，也不由地会与这一视角的主体，也就是西方青年男性产生同情。当举世沉迷于蓝色星球的怪奇与崇高，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仑特(Hannah Arendt)却感到了人类境况的动摇。她认为现代西方科学和形而上学是在寻找地球之外的阿基米德点，通过这个抽象并普世的点解释一切，撬动一切。将人造物体发射到太空，对于阿仑特来说，无异于将抽象的阿基米德点变为现实。当占据阿基米德点的是人或技术，而非概念，人类的状况便岌岌可危。 地理学者丹尼斯·考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提出了冷战中美国对于地球照片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并用“大同(One World)”和“全球（Whole-Earth)”来概括。前者代表着太阳神视角下，美国主流社会的话语，认为全球影像延续了启蒙时代的乌托邦，其中寄托着永远的民主与和平。而后者则代表着逆文化运动和环境运动中的青年们通过酒神精神感受和体验地出——渺小地球的影像让人感到，而并非推导出，地球的孤独与脆弱。 然而考斯格罗夫和阿仑特都忽略了构成地球蓝色大理石”花纹的白云。艺术史学者，罗宾·科尔西(Robin Kelsey)将在地球表面随意涌动的天气系统看做是取代地图测量网格的图层。不断收紧又绽开的天气涡流随意进出国界，与地图中的网格秩序大相径庭。科尔西认为正是因为《地出》通过照片像人们呈现出了不可预测不可掌控的天气，才使得阿基米德点和它所代表的太阳神视角变得岌岌可危——云层拒绝形而上学。 然而即使是无法掌控的白云，也难逃太阳神的规训。流云并不能代替测绘格网，事实上用地图学的方法认识并预测天气的尝试早在十九世纪便已然出现。而地球全貌的照片也早在1964年，以时空扭曲为代价出现在人们眼前。

图1 地出，1968年12月。图2 19世纪艺术家想象中的地球。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在他19世纪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and around It)》，中曾经对地球表面的白云系统有过这样的描述，“高亮的云彩如同同心环一般包裹着地球。”以同心环为结构的云朵自凡尔纳之后，成为了艺术家与插画家描绘地球景观的方式。

儒勒·凡尔纳，《从地球到月球》书影，1867

然而人类直到几乎一百年后的1948才得以第一次从太空自上而下观察到了白云。从二战时德军处征用的V2火箭承载着相机爬升到海平面以上60英里，并拍摄了美国西部和墨西哥的部分领土，将地球大气远远甩在身后。拼接后的图像展现了地球的弧线，观者可以看到“一个扁平云层的条带，从里约格兰德(Rio-Grande)延展300公里，直到亚利桑那州西侧。”气象学家雅克布·比约克尼斯(Jacob Bjerknes)在报告中认定这云层是“飓风的冷锋留下的尾迹。”制作这张马赛克照片的技术员，克莱德·郝利德(Clyde T. Hollidy)在一篇发表于《国家地理》的文章中写到，“V-2火箭的天眼可以通过照相技术为美洲大陆提供每日的气象播报。”他的天气日报，需要一个国家或机构每天向空中发射火箭，并拍摄照片，这些照片将是气象学家观测风暴的依据。 受到V2火箭照片的启发，气象学家哈利·威克斯勒(Harry Wexler)第一次突破地域的限制，尝试了全球范围天气可视化。早在1954年，威克斯勒就邀请一位艺术家绘制了从宇宙中观望地球的图景。在他的指导下，艺术家绘制了从距海平面6000千米的高空中观察地球的情形。图中包括了三片聚集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地球表面的云层。这些云层描绘的是“一个飓风谱系下的三个风暴系统。”除开飓风，图中还包括了在波多黎各附近发展的小台风，西北和西南信风相遇的区域，美国东部的线性风带，以及分布各处的积雨云，柱状云，和低空处的云层与雾。不同于凡尔纳的环状云带，威克斯勒的云层地图让地球沉入背景,并显示了远程摄影技术(Television Camera)被利用到气象学之前科学家们对天气的认识。美洲大陆在威克斯勒的示意图中，不过起了将天气锚固于时空的辅助作用。

图1 由V-2火箭拍摄的照片拼贴而成的图纸，1947年3月7日。图2 美国上空的天气系统，1957。

作为初次提出卫星计划TIROS的气象学家，威克斯勒延展了郝利德方案的尺度。对于威克斯勒来说，气象卫星不仅是美国本国的“气象巡逻队”，它们所提供的视角能够革命性地将气象学扩展到全球尺度。在地球大气之外的轨道运行的气象卫星，将是气象学史上第一种完全不受天气影响的测量器械。由于卫星与地球的相对位置，冲出大气层的相机真正占据了阿基米德点，并依照制图学的几何法则，实现了洛林·达斯汀(Lorraine Daston)和彼得·盖里森(Peter Galison)所说的机械客观性(Mechanical Objectivity)。虽然全球天气可视化要到1965年才能实现，但这却是TIROS气象卫星项目一直以来的最初目标。

TIROS I地面操作系统

维拉蒂莫·兹沃里金(Vladimir Zworykin)是安装在TIROS卫星上的远程相机(Television Camera)的发明者。他与威克斯勒一样，希望将全球天气预测变成现实。1945年，兹沃里金代表美国广播公司（RCA）向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提交了一则关于天气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兹沃里金解释了将数字计算机应用于数字天气预报的方法。对于他来说，全球天气预报负担着政治，甚至是乌托邦式的愿景。气象学不应该只研究局部的天气，更应该关注全球尺度的天气现象。通过预测甚至是改善天气，人类能够“让气象变化所带来的灾难最小化。”他认为，星球尺度的经济收益与天气变化紧密关联，正因为所有人都渴望得到经济利益的最大华，人类才能不再为物资纷争，气象学才得以促进世界和平。不像为了散播死亡而建造的V2火箭，兹沃里金想象中的技术系统将通过取消气象干扰来保护全球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和平。讽刺的是，全美航空很快就将与气象卫星和天气控制相关的技术投入了军事化实验。气候不仅无法维护世界的和平，反而变成了毁灭世界的因由。冯诺依曼(Johnvon Neumann)曾宣布全力支持兹沃里金的方案，在1958年却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是否能在技术中存活(Can We Survive Technology)》的文章，讨论频繁的天气控制终结世界的可能。兹沃里金曾以副研究主任的身份与RCA进行合作，在他离开之后，RCA仍然持续参与宇航项目，并成为10个TIROS气象卫星的制造厂家。

第一张展现整个世界云层结构的拼贴图，1965

这张由1965年发射的TIROS九号卫星在24小时内拍摄的480张照片拼接而成的马赛克图像是第一张描绘星球尺度天气的图像。TIROS九号每两小时环绕地球一周，在此过程中，可以拍摄40张照片，这些照片通过电子信号传输到位于阿拉斯加和弗吉尼亚的数据与控制中心，并从这些中心传输到位于马里兰的总控制中心，在这里信号被再次解码成图像。因为地球自转，TIROS的拍摄的照片得以覆盖不同却相互重叠的表面。由于卫星配备的相机仅对可见光敏感，所以TIROS九号需要24小时才能覆盖整个地球表面。图中海岸线用白色连接，美国宇航局以制图学的网格为参考，将这张马赛克从480张不同时空截取的图片，变成了一张世界地图。组成这张马赛克的照片，没有两个是同时发生的。右上角照片中所记录的天气现象，要比左下角的早了24小时。马赛克右侧一场正向澳大利亚南测海岸线靠近的风暴，24小时后在左侧再次出现，并向东移动了500英里。虽然TIROS九号比它之前的卫星都来的稳定，但是卫星本身在太空中的摇摆和旋转是无法避免的，这也意味着，在马赛克中，每张图片都有着不同的角度。因此，图中的时间是通过触觉扭转后的时空。这张图虽然用了酒神的手却拼凑出了太阳神的世界观。

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在一篇题为《纵则生，横则死(Vertical is to Live, Horizontal is to Die)》的文章中提及了他对阿波罗九号成功发射的观感,“环绕月球的宇航员拍摄的地球照片，只需要两秒钟，就能传送回地球，出现在成千上万的电视机屏幕上，并让人们意识到这颗被云层包裹的宝石蓝星球存在于几十亿年的虚空之中（太空之深就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无光黑暗。)”对于富勒来说，《地出》提供的宇宙视角彻底改变了人类在现象世界中的经历。人类口中习以为常的左右上下，对于他来说不过是宇航时代之前的幻觉。宇宙中不存在方向，也无所谓漂浮。“纵则生，横则死”延续了启蒙时代的普世理想，希望将人类从自我催眠的幼稚之中唤醒。纵向发展是客观和成熟的表现，而横向发展则是主观而不独立的婴儿姿态。富勒，作为对逆文化运动产生巨大影响的发明家，或许正像阿仑特所担心的那样，渴望占据能够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点。他着迷于航天项目，并拒绝以地球为中心的人类经验。阿波罗航空项目中的太空船与他的建筑和规划思想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了在富勒的世界里统领一切，并解释一切的比喻。 1968年，当富勒活跃在讲坛和各大学术和流行期刊的同时，斯坦福生物学教授保罗·埃里希的《人口爆炸》出版，并成为了畅销书。埃里希认为地球上不加节制的人口增长，最终会引起生态灾难。而富勒则认为与其控制人口，沉湎政治斗争，不如发展科技。对于他来说，不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指向系统的熵增和能量体的消亡，相反地，强调网络模式的生态学才是解决地球资源稀缺的政治手段。早在地球升起的照片出现在人们视野之前，他就在题为《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指南(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的演讲中提出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宇航员。而作为地球则是承载这些宇航员的太空船。太空船地球与给予它能量和生命的太阳和拉动潮汐的月球形成了一套设计精良的船队。日、地、月这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和同样自给自足的宇航服和太空船成为了富勒设计灵感的来源。漂浮在不明山体上空的悬线球体聚落，云九(CloudNine)无疑是富勒理想建筑的化身。人类以小聚落分散居住，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绝对分开，不依赖任何小社区之外公共的基础设施系统，与市政系统和官僚系统绝对脱离。

图1 在黑山学院(The Black Mountain College), 富勒与充气穹顶。图2 巴克敏斯特·富勒与Shoji Sadao漂浮的云结构（云九），1960。

富勒对于官僚和公共系统的恐惧，来源于在儿时上学的经历。他曾说小学在教室里，大家都用相同的桌椅，好像老师也期待我们说相同的话。1960年代公共系统对个人的标准化训练让他恐惧，这种恐惧在《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指南》中变成了对现代政治经济体制下专业化分工的批判。富勒认为人们不应该成为服务于帝国和权力的专家，而应该成为像达芬奇那样结合艺术与技术的“全能设计师(Comprehensive Designer)”。全能设计师不是专门设计建筑形式与装饰的传统建筑师，而是多重子系统和子网络的组织者，他们需要在不同领域中自由穿梭。富勒追求的是自给自足，不产生废物，不依赖市政管线的建筑。这样的建筑中，重要的不是一扇门，一盏灯，或一团炉火的功能，而是这些不同的自配件之间的协同作用(Synergy)。富勒的协同作用所指的正是整体系统独有的不可预知的行为，它与各个子系统所发生的事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是生命体和机械体中整体大于局部加和的体现。全能设计师需要结合多个领域内的相关知识。在《乌托邦或毁灭(Utopiaor Oblivion)》中，富勒提出了设计科学，并为这个科学制定了课表。他认为全能设计师应该涉及的领域包括协同学，通用系统理论，博弈论(冯诺依曼），化学和物理，拓扑学和几何投影，控制论，传播学，气象学，地质学，生物学，能源科学，政治地理，人体工学，和产品工程这十四项。 在富勒眼里，计算机技术仍然能够解决一切危机。计算机是语言的技术，在《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指南》中，富勒写道，“‘圣经说，世界的伊始有圣言(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我同你们说，‘工业化伊始有口头文字(spoken word)。’” 随着书面文字(written word)的出现，计算机也出现了，因为它是由文字造就并输出文字的机器。书面文字，词典，和书籍是最早的信息储存和读取系统。当富勒发表关于太空船的演讲时，世界正处于冷战的高潮，随时可能被核弹毁灭。富勒认为一切政治冲突在计算机技术面前会不复存在，所有的政治家都会向能够让飞机在雾中和暗夜里飞行的计算机屈服。 富勒笔下的整体性体现在系统的绝对封闭。富勒曾经批判格罗皮乌斯等接受包豪斯训练的建筑师，认为他们只能为卫生间设计漂亮的地砖，却对地砖下面有什么一无所知。这些公认的现代主义大师，在富勒的眼里都不算是“全能设计师。”富勒的世界里，无论是私家车还是住宅，卫生间还是张拉穹顶，都应该独立与市政基础设施网络存在。他的设计拒绝与城市网络发生关系，与他本人拒绝与官僚体系合作的姿态暗合。早在1927年，富勒就开始思考封闭系统的问题，并用自创的Dymaxion形容他设计的建筑和汽车。Dymaxion由动态（Dynamic）, 最大化（Maximum）, 和张力（Tension）的局部组成，这个词语本身就是协同作用的产物。Dymaxion是富勒一生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设计概念，富勒一生的事业其实就是不断在各个领域各种尺度下完善和发展这个概念。在富勒的世界里，Dymaxion通常与“四维 (4D)”是近义词。富勒认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对象不仅是三维空间更应该包括时间维度。富勒崇尚效率和速度，他对于时间的认识几乎是现代主义的典型症状——一切都必须即时发生。

图1《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指南》书影，1969。图2 巴克敏斯特·富勒，Dymaxion住宅，1927。

富勒的Dymaxion住宅也确实与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建筑不同。六角形的住宅平面，悬吊在作为主体结构的核心筒上。核心筒里包含了居住所需的所有基础设施功能——建筑内部能量，信息，以及物质的流动都要通过核心筒组织。富勒曾经称建筑为“阀门(Valve)”。阀门是空调中规范水和空气流动的器具，称建筑被阀门也正是将建筑视作规范人体，室内，与室外之间流体动态的工具。除了独栋住宅，富勒还提出了四维塔楼。他认为人类的建造工艺在5000年来没有任何进展，建筑依然沉重蠢笨，耗费人力物力。富勒的全预制塔楼可以在一天之内造好。与独栋住宅相同，塔楼平面依然围绕着服务性核心筒展开，共有12层，每层675平方英尺。采用张拉结构的塔楼如此之轻以至于它能够被悬吊在飞艇上并投放到建造地点。当飞艇靠近建筑场地时，只需要投下一枚炸弹，炸出地基，将塔楼安插其中即可，与种树一样简单。而且塔楼同样自给自足，无需受到城市管网的限制，强调绝对的个人自由。

巴克敏斯特·富勒，空投4D塔楼，1928

富勒意识到卫生间是连接人体的新陈代谢与建筑内的物质和信息流动的重要节点，因而他集中研究了卫生间设计。富勒认为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卫生间是前提条件。Dymaxion卫生间与Dymaxion住宅一样自给自足，不产生废料，不需要和外界产生任何物质交换，并可以被安插在任何地方。富勒曾经用私家车载着他的移动卫生间，随时随地向人推销。 富勒每周都要做两三次“小演讲”，平均每个演讲都要持续五个小时以上。富勒不喜欢被打断，以至于在演讲的过程中一次卫生间都不去。如果有需要，他通常会在台上解决。到了后来，美国宇航局为他捐赠了宇航员在太空中穿戴的循环裤，富勒在众目睽睽之下方便的行为更是愈演愈烈。他的女儿从小在台下看她父亲演讲，因而知道富勒方便时的表情，然而大部分观众却把这些时刻当做是富勒在沉思。 富勒随处方便的习惯，与他对卫生和新陈代谢的理解密不可分。他曾经强调理智(Sane)和卫生(Sanity)来自于同一个词根，全能建筑师所应该关注的不是已经建立的信息，物质，和能量流动模式，而是用小尺度的技术，创造新的模式。因此在富勒看来，那些被建筑师们认为是辅助功能的基础设施，才是设计科学应该关注的重点。 六十年代的许多激进建筑师都对富勒持批判态度，即使是强调系统理论的乌尔姆造型学院(Hochschulefur Gestaltung, Ulm)系主任托马斯·马尔多纳多(Tomas Maldonado), 也曾在他的著作《设计，自然，和革命(Design, Nature, Revolution)》中批判富勒的技术至上主义。他认为政治问题无法被简化为技术问题。然而，或许将建筑作为一个能量，信息，和物质流动的阀门，变建筑为生态的手段本身已经让建筑变成了以技术为载体的政治。毕竟信息流能够组织的不仅是生命体，机械体，更是社会团体。只有重新考虑稳态建筑与动态流动的关系，才能真正地介入政治。

巴克敏斯特·富勒，Dymaxion卫生间的专利，1936

富勒对于卫生近乎偏执的追求，据建筑史学者马克·威格利(Mark Wigley)所推测，或许来自他女儿的死亡。富勒的第一个女儿死于小儿麻痹症，而富勒本人认为纽约公寓建筑的卫生条件也是造成她死亡的诱因。从那时起，富勒就认为建筑能杀人。1927年，他曾因此陷入重度抑郁，并尝试过自杀。然而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正准备投湖自尽的他，却在湖边有了一场神秘的经历——一个悬浮在空中的白色球体对他说，他和所有其他人类一样，并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这个更大的整体就是贯穿富勒一生的追求。而协同作用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信息流的缘故。富勒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信息流加上了浪漫而神秘的光晕。也正是这层光晕，让他成为了四处建造公社(commune)的嬉皮士们最推重的建筑师。

《全球概览》扉页，1969

1968年秋天，加州的一家非盈利教育机构，波托拉学院(the Portola Institue)，出版了第一版《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ue)》，主要目的是为“回到土地(Back-to-the-Land)”运动中散布在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自主公社里的嬉皮青年提供了一个整合信息的平台。《全球概览》的创始人，网络企业家，摄影师，设计师，作家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在一群十几岁的少年的帮助下完成了这本书的排版和印刷。《全球概览》的副标题是“获取工具的途径(Access to Tools)。”在扉页上，布兰德列出了概览的功能和目的:“《全球概览》是一个评估并获得工具的工具。通过它，读者可以了解什么是值得获取的，如何以及从哪获取。出现在概览中的物品均满足以下条件： 1）是有用的工具 2）与个人教育有关 3）物美价廉 4）可轻易通过邮政获得” 当年，布兰德也将他原本在道奇皮卡上的移动商店转移到了位于波托拉学院附件的新址。《全球概览》从此便可以通过这个被称作“全球卡车商店(The Whole Earth Truck Store)”的地址向读者售卖。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概览》本身并不生产任何新的知识。布兰德所做的工作只是将来自学术界，设计界，艺术界，和嬉皮界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搜索和获取信息的平台。也正是因此，邮政对于《全球概览》来说至关重要。布兰德认为，通过全球概览编制成的信息网络是抵抗主流官僚文化的终极手段。

全球卡车商店

布兰德整合不同信息系统的工作方式或许可以让他置身全能设计师之列，他本人也对富勒的思想深信不疑。《全球概览》中有七个栏目，其中包括“理解整体系统，住房和土地利用，工业和工艺，传播，社区，游牧，学习。”富勒所有设计作品和书籍都被布兰德收录在了“理解整体系统”的开头，可见富勒对信息社会的乐观和对宇航比喻的执著对他深刻的影响。 早在看到“地出”之前的1966年，布兰德就曾经打印过一批印着“为何我们还没看到一张地球全貌的照片？”的胸针并在伯克利大学的萨瑟(Sather)门售卖。《全球概览》这个想法则萌芽于一次LSD旅程，布兰德曾在一次访问中曾说： “一天下午，或许是1966年三月，我吞下几滴LSD，登上屋顶，裹着毯子坐下，边远眺边胡思乱想…我看着那些房屋，眺望旧金山，想着巴克敏斯特·富勒所说的，人们认为地球资源无限是因为他们把地球想成是平的。我从300英尺高处眺望旧金山，便能看出地平线的弯曲。我便又想到，随着你的位置越来越高，看到的地球便会越来越圆。 那时候还没有全球的照片，尽管宇航计划已经开展了十年。在（LSD)旅程中，我开始规划。我如何能将地球的全貌展示在世人眼前？因为我那时已经说服了自己，地球全貌的照片能够改变一切。” 地球全貌的照片为布兰德提供了想象的种子。如果说富勒的Dymaxion住宅是他的太空船，那么《全球概览》无疑是布兰德的宇航项目。Dymaxion住宅，拒绝与城市基础设施连接，展现了一种退出正统的态度。同样的，布兰德的《全球概览》强调的也是官僚系统之外非正式的信息流动。布兰德曾经在日记中提及对苏联的恐惧，他害怕丧失自己的个人特质，变成一个标准化的螺丝钉。这种恐惧也可以在战后的美国找到它的镜像——那些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白领做着类似的工作，供养着类似的家庭，看着类似的电视节目和杂志，如同被工业标准化制造一般。对于很多布兰德的同代人来说，是由这些白领组成的美国主流文化造就了广岛，长崎，和越南的悲剧，他们已经无法在社会中看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成年生活。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放弃自己在系统里按部就班的生活，归隐山林的原因。

《全球概览》里对富勒作品的介绍

布兰德这样描述《全球概览》的目的： “我们就像神，所以最好熟悉这样的身份。目前正常社交已经被通过政府，大公司，正式教育，教堂，远程传输的权力和荣耀所遮蔽。为了回应这一困境，也为了在个人的权力领域得到力量，个体需要自我教育，需要找寻属于自己的灵感，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环境，并与同路人分享自己的冒险。《全球概览》找寻并宣传支持这一过程的工具。” 或许对于布兰德来说，正因为“地出”提供了非人视角，人们才能变得像神。通过远程传输技术，人们得以从自己本身的时空抽离，并观察整个系统。布兰德是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的忠实读者，后者的第一代控制论所默认的也是一个独立于系统之外的观察者。维纳曾经在战后发表过两本关于控制论的畅销书《控制论：或动物与机器中的控制与交流(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以及《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通过这两本书维纳提出了一个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解读世界的模型。 控制论是维纳创造出来的词语，词源来自希腊语κυβερνήτης (cybernḗtēs)，意思是“操控者，治理者” ，最早出现在柏拉图对于自治的讨论中。维纳将控制论定义为对于动物和机器中发生的控制和交流的科学研究。可见控制论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网络，维纳早年发表的《行为，目的，和目的论(Behavior, Purpose, Teleology)》就是与墨西哥生理学家阿图罗·罗森布罗斯(Arturo Rosenbleuth)和美国计算机工程师朱利安·毕格罗(Julian Bigelow)共同写就的。控制论本身就是一个对于生物学，数学，计算机工程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的整合。控制论的核心概念是“反馈(Feedback Loop)”。维纳将生命体和机器的内容全部看做是不可知的黑匣，只有流经他们的能量和信息能被观测到，因而只有它们才是研究对象。生命体中的反馈多为负反馈——系统的输出会影响输入，在输出变动时，所造成的影响与原变动的趋势相反。例如建筑中的恒温器，在室温过高时就会触动降温的指令使温度降低。而正反馈则意味着恒温器在室温过高时仍然会不停地加热房间，使室温更高。维纳认为有机社会组织的核心是交流，学习，和负反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缓系统的熵增。相反地，无限的正反馈只会导致系统的热死亡。”布兰德在编辑《全球概览》时，也尽量接受从使用者和编辑者那里的得来的反馈，让它变成一本开放的杂志。他让任何使用者都能够通过信件建议的方式对《全球概览》的内容进行修改。也就是说布兰德的全球概览本身作为一个系统，通过信件与其他系统发生耦合。

《全球概览》中关于维纳的介绍

布兰德的个人经历同样是整合多个学科。他本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学专业，并选修过《人口爆炸》的作者保罗·埃里希的课程。1960年大学毕业后，布兰德作为伞兵加入美国陆军，并习得了步兵技能；他十分珍视军中的经历，并认为这是他组织能力的来源。1962年，布兰德退伍。而后他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过设计，旧金山州立大学学习过摄影，并在加州参与了曾经合法的LSD实验。1966年，布兰德与美国原住民数学家露易丝·简宁(Lois Jennings)结婚。那时候的布兰德与许多已经在山林中的公社里生活的嬉皮士一样，开始对美国原住民文化着迷。他对美国主流社会中的等级制度深恶痛绝，并认为原住民的聚居方式或许对于非等级社会有借鉴意义。与此同时，他偶然读到了肯·凯西(Ken Kesey)1962年发表的小说《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更加坚定了布兰德对于美国原住民文化的好感。

斯图尔特·布兰德带着“为何我们还没能看到一张地球全貌的照片”的胸针

从1962年到1968年，布兰德多与纽约的艺术家们和旧金山的嬉皮士们往来。虽然布兰德不是美国媒体艺术组织USCO(US Company)的一员，但却与这个组织交往密切。与布兰德一样，USCO的主要成员们也长期浸泡在与控制论有关的文字中。作为一个团体，USCO曾与艺术家，工程师，诗人，和导演合作。他们通过多频道地控制频闪仪(Stroboscope)，示波器(Oscilloscope)，投影仪，闭路电视机，计算机控制系统，和录音带，等媒体来进行演出。他们通常会回收或重新调整媒介技术，并通过频闪仪的节奏感对知觉进行轰炸，使得身体达到一种瘫痪般的饱和状态。在这种近乎于迷幻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可以经由一具相同的躯体建立社群关系。对于USCO来说，媒介轰炸引起的迷幻感与维纳的信息流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无差别地组织生物体，机器，和社会的能量。受到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影响，USCO渴望通过新媒体对感官的轰炸，通过身体重新建立与大都会截然不同的部族式的社区。

USCO, Hubbub, gif

布兰德的《全球概览》与富勒的建筑一样也是一个信息阀门。布兰德曾经载着《全球概念》四处走访散布在美国大地上的公社。其中最负盛名的落城(DropCity)就采取了富勒穹顶(Bucky Dome)的建筑形式。落城的创始人拜耳·史蒂夫(Baer Steve)自己出版的《穹顶食谱(Dome Cookbook)》将嬉皮士自给自足的精神推向了高潮。富勒的建筑形式中暗含的宇航隐喻已经深刻地渗透到了嬉皮文化中。每个公社也似乎就是在官僚宇宙中航行的飞船，与USCO一样，寄生在正在兴起的信息技术之上。 媒介学者弗里德·透纳(Fred Turner)的历史研究显示了从逆文化文化(Counterculture)到赛博文化(Cyberculture)的直接联系。布兰德通过《全球概览》将嬉皮士们与计算机工程师们的世界结合在了一起，并通过这种生态式的手段深刻地影响了冷战之后的网络管理模式。布兰德所形容的自我教育，自我创造的个人主义与互联网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如出一辙。富勒，布兰德，与嬉皮士们的宇航项目终究不可避免地被主流同化，成为了新时代网络式的官僚系统。《全球概览》在1972年出版了它的终章，此时的嬉皮士公社已经默默消失。这些公社里的青年大多来自中产家庭，并依赖家中的经济支持，没了积蓄的他们，自然而然地回归了原本正式的生活轨迹，将现实生活中的公社搬到了正在兴起的网络社区。

万年钟样品模型

现代性企图通过速度和效率征服时间，富勒所追求的即时性便是症状之一。文字必须立刻变成血肉。在网络管理模式下，数据宇宙对时间切分的更为细致，高频交易精确到毫秒。《地出》带给富勒的那种以亿万年为单位的时间感似乎离日常生活无比遥远。 关于时间，布兰德有他的想法。他希望在以毫秒为单位的短视世界里，寻找地质时间。他把对地球全貌的热衷转到了新的组织整合项目，“万年钟”上。他成立了一个基金，名为”漫长的现在(The Long Now Foundation)，”希望通过建造一个可以运行一万年的钟表，激发长远思考(Long-term thinking)。在布兰德的计划里，万年钟依靠日照长度校准时间，并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人手工上弦。布兰德本来想请人为万年钟设计一个遮蔽体，让它免受环境的影响，然而他发现没有建筑能够存在一万年之久，而丝毫不毁坏。因此他决定与美国国家公园合作，将万年钟放在内华达洲的华盛顿山上，这是美国境内最高的山脉。通过地球的卫星全景图，布兰德选择了一块原本属于矿产公司的私有土地，并在山峰上选择了一个狭窄的山洞作为万年钟的遮蔽体。参观万年钟的人将从山洞进入，并沿着洞口下行，最后来到钟的跟前。山体内部空间将从粗糙变得平滑，直到与钟一样精密。布兰德说，他认为这个山洞是另一种建筑，然而它并非通过建造，而是通过消减而形成。这个山洞，对于布兰德来说也是建筑，然而这座建筑并非通过建造，而是通过消减而形成。万年钟与布兰德所有的项目一样，也是多领域合作的结果。他的合作者包括建筑师，音乐家，艺术家，计算机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他们从某种层面上，仍然在坚持着宇航探索。 布兰德似乎希望通过万年钟与地质时间的结合创造一种新的时间媒介和体验，并以一种如地质变动一样缓慢的速度来思考当下。用山的慢来抵御网络的快。两次世界战争之后，人类的存亡悬于一线之时，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通过长时段(Longue Duree)的概念思考地理与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并将事件化为尘土。在生态危机比1968年凶猛百倍的今天，布兰德的万年钟则将这长时段的历史观投射到未来，试图将效率和时尚化为尘土。 时至今日，布兰德仍然笃信着个人主义。他希望万年钟给观者朝圣般的神秘体验，并改变他们的人生。很难说万年钟是不是在浪费时间，长时段的未来学是否还有意义。布兰德的抵抗通常会被扣上不彻底的烙印，他们对于军工技术的认同，和对于地球全貌的浪漫想象似乎制约着他们前进的脚步。嬉皮文化和赛博文化有着共同的噩梦，或许也分享着些许破碎的乌托邦之梦。1968至今，社会换了天地，唯有地球的影像不变，不过是从《全球概览》的封面转移到了GoogleEarth的初始界面——地球照常升起，从月球上，也在屏幕里。 参考文献 Arendt, Hannah, “The Conquest of Space and the Stature of Man,” the New Atlantis 18 (Fall 2007): 43-55 Cosgrove, Denis, “Contested Global Visions: One‐World, Whole‐Earth, and the Apollo Space Photographs,” 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4, (1994): 270-294. Didion, Joan.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New York: Farrar,1968. Braudel, Fernand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ueDurée” (1958), in On History, translated by Sarah Matthew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5–54. Fritz, Sigmund, "Pictures from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Space Science Reviews 3, no. 4(1964) Fleming, James R., Fixing the Sky: The Checkered History of Weather and Climate Contro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Fuller, R. Buckminster. "Vertical Is to Live—HorizontalIs to Die." The American Scholar 39, no. 1 (1969): 27-47. Accessed March 20, 2020. Fuller, R. Buckminster. 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9. Fuller, R. Buckminster. Utopia or Oblivion: The Prospects for Humanity. Bantam Matrix Editions Qm5263. Toronto, New York: Bantam Books,1969. Kelsey, Robin, “Reverse Shot: Earthrise and Blue Marble in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 in Scales of the Earth, New Geographies 4, (2011): 11-16 NASA. 1968, Exploring Space with a Camera, Washington, DC: NASA. Rosenblueth, Arturo, Norbert Wiener, and Julian Bigelow." 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ce 10, no. 1 (1943): 18-24. Accessed March 20, 2020. Turner, Fred.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t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The Long Now Foundation, http://longnow.org/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Wigley, Mark. Buckminster Fuller Inc.: 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Radio. Ennetbaden: Lars Müller Publishers, 2015. 作者简介 翁佳，耶鲁大学建筑史论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建筑技术与环境媒体。Pills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郭博雅 王子耕 编辑 | 丁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