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技术 | 激进技术与“1968”的周期（上）

2018年，PILLS发起了关于“激进技术——1968五十周年，重审现实秩序”的主题讨论。这个议题的英文表述——“Radical Technologies：Re-examining the contemporary order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1968”，更为清晰地表达了这次讨论设定在“目标”与“路径”两个层面的主旨架构：即在“1968”五十周年的历史时刻，也就是今天，以当代立场再次检视我们所生活其中的现实社会秩序，而对“激进技术”领域所展开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文化的等多重维度的分析，是引向当代社会诊断的重要路径。

2018年11月，法国“黄马甲”运动。“黄马甲”运动是当前全球社会震荡的一个缩影。在内在逻辑上，它可被理解为经过三十年快速经济全球化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被抛弃者”与“日益萎缩的中产阶级”，在具体的民族国家范畴内，对当前全球资本精英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激进社会抵抗。

约翰•朱迪斯（John B. Judis），《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The Populist Explosion: How the Great Recession Transformed American and European Politics）中英文封面（英文本2016，中文版2018）。朱迪斯的写作是对当前民粹主义已成为全球现象的历史诊断，是理解特朗普为什么会当选的学理分析。朱迪斯指出民粹主义通常具有预警政治危机的作用，人民大学的梁雪村老师也指出理解民粹主义背后的政治危机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讨论的重点。

在阅读了本期前几篇关于68时期“激进技术”的精彩个案分析之后，本文试图从大笔触历史回溯的角度，对这个议题作出一个回应。本文的核心问题基于这样一个发问：“1968”是一次“特定的”、但有深远影响的“事件”？还是“1968”作为一种结构性的“模型”，在资本主义系统进化过程中周期性的浮现？换言之，作为历史事件的“1968”只发生了一次，但作为结构模型的“1968”是否存在一个隐性的震荡周期——它有它的前世基因，也有它在当下或未来再次重现的可能？如果是前者，那么“1968”事件至少是理解当下的一个透镜，如果是后者，“1968”模型甚至可以作为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透镜，也就与当代社会诊断有着更为紧张的内在联系。比如，自2016开始的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法国“黄马甲”运动、欧洲民粹主义重新抬头、亚洲民族主义的日趋高涨、伊斯兰世界的激进主义行动所形成的全球“大合唱”，虽然不能与“1968”时代全球震荡的景观格局简单划等号，但是否存在着结构模型的相似，以及震荡规律层面的隐秘联系？

2018年，法国“黄马甲”运动中，凯旋门博物馆入口处作为法国民族国家象征的玛丽安(Marianne)雕像被破坏。这个事件图像可被视为“进步”与“回望”两种激进技术在此刻的历史交织。

如果这种隐秘联系确实存在，那么从“激进技术”视角的分析，的确是一个有启示力的路径。这种启示力一方面来自历史上“激进”一词的神学-政治双重基因、立场相左的两种价值面向、及其在不同文化中的复杂性差异表现；另一方面，来自于当前“技术”领域的高速迭代、普适性扩张、规模性激增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内在契合，以及它在当代语境下的垄断性地位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绑架。两个维度的结合使得“激进技术”充满了紧张且多元的内在张力，它不仅内嵌在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进程之中，也显性地呈现在我们的当下现实。其中，两者之间的最为震荡的一次激烈交织，是“1968”。本文认为，由于面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时“激进技术”内部的分裂，“1968”成为了一种结构模型，而非仅仅是一次事件。与资本主义共谋的普适性“激进技术”，一旦发展速度、规模、范围过于超出现有社会转型的可忍受程度，它就必然周期性遭遇另一种反资本主义“激进技术”的抵抗——一种来自于地方性社会与被排斥主体的文化抵抗。两种激进技术遭遇的引发性诱因可以千差万别，但相互对抗的总体规律与路线是相似的——先是与资本主义共谋的工具理性“激进技术”的长期历史积累出场，带动社会被迫调试，在被动调试无法继续的特殊时刻，以反资本主义的文化“激进技术”的表演达到高潮，最后，文化“激进技术”以政治意图的去除、内涵的篡改、美学的吸收、时尚化的变异等形式，被吸收到资本工具理性“激进技术”的总体洪流之中，从而完成一次结构性的循环。

曼德尔（Ernest Mandel）《晚期资本主义》（1972/1975）与《资本主义发展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阐释》（1978）封面。曼德尔对资本主义的三阶段历史分期被大卫·哈维等许多学者采用，这个分期也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参考框架。

本文正是从“激进技术”与“1968”历史结构模型之间相互建构的机制分析出发，展开对当代社会的粗浅诊断。首先是对“激进”一词两种历史内涵的差异进行比较，界定“激进技术”的两种面向，并将“激进技术”放在曼德尔（Ernest Mandel）所说的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1]]；之后，通过切割“前1968”、“1968”、“后1968”三个时期的历史断代，梳理作为结构模型的“1968”的周期性发展规律，其中重点分析“1968”前后的社会转型，以及这些转型与今天的关系；最后，在对“1968”前后三个时代的总结与比较中，尝试理解此刻困惑的现实。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激进思潮都有着漫长的历史与复杂的谱系。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梁雪村老师近年来关于“激进政治”议题的一系列文献梳理与理论写作，至少在“神学-政治”领域，激进主义产生了“向后”、“向前”两种完全相反的理解路径[[2]]。

图1 Michael G. Baylor（ed）,The Radical Reformation (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1991 ; 贝勒编辑的文集反映了16世纪前期宗教改革以及德国农民战争背景下，激进改革派知识分子群体在重要神学问题上的内部分歧以及政治思想上的多元面向。他们的激进性并非体现在反对改革，而是体现在反对自上而下的为社会精英利益服务的改革，即主张自下而上的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使平民和当地社区受益。这种激进路径可被视为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倾向激进运动的早期历史基因。 图2 Craig Calhoun，The Roots Of Radicalism：Tradition, The Public Sphere,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Movements，2012；卡尔霍恩在《激进主义的根源：传统、公共领域和19世纪早期社会运动》一书中，反对把欧洲十九世纪早期的激进主义运动简化为一个拥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进步的寓言。相反，他认为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宗教的、政治的、地方的、民族的、反奴隶制的和保护主义的——具有与前工业文化的深刻联系以及对地方和传统共同体的重要依恋。卡尔霍恩的研究反映了20年来对社会运动理论和抗议历史的重新研究，提供了对过去的令人信服的见解，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欧美右翼民粹主义为什么重新涌现的历史基因。

“激进”的原本含义来自拉丁语词根“ radix”，本意是“根”。“根”的含义显然是追根溯源，回到事物起点，回到本质。这种含义在反对16世纪宗教改革的历史时期开始具有了社会政治内涵。当时，那些力求宗教改革的宗派严重质疑教会的合法性，他们希望通过直接还原基督教信仰的根本信条，即直接面对圣经原本，获得个人与上帝信仰的直接联系，而不是服从于高度等级化的现有宗教机构对社会秩序的直接控制。但是，这种改革在让“个人”逐渐浮现在社会场域的同时，也将传统共同体的溃散带到了现实社会。正因如此，一些宗教改革的反对者与批评者提出“我们是否应该走得慢一些？”的质疑。他们并非反对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但反对那种仅仅为社会精英阶层服务的“向前”看。他们认为应该在保持社会结构稳定与社会公平的基础上，通过渐进性的改良带动社会整体“向前”发展，即通过适度的“向后”看实现一种连续性的“先前”发展，坚持教会作为社会中介在组织与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不可替代的调和性作用，并逐渐包容不同团体的差异理解。整个17世纪，改革者与反对者引发了长时间的宗教战争，逐渐使得“激进”慢慢开始远离宗教指向，而与政治指向靠近。导致古老的“向后”看的“根”的含义逐渐变为现代的“激进的向前”的含义的重要节点，是18世纪晚期的法国大革命。疾风暴雨般的法国大革命使得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永远“向前”看的利益标准及其价值诉求的政治理念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19世纪前期横扫大部分欧洲。于是，我们看到了“向前”与“向后”两种版本的激进主义。在整个18与19世纪中，“激进”度过了“向前”与“向后”两种倾向的混用期。换言之，一方面，回归事物本源的含义逐渐被法国大革命那种寻求快速彻底颠覆现有制度的含义取代了，并总是在结果上伴随着对现有社会的剧烈冲击；另一方面，那种热切回到事物根本的传统并未丢失，并总在历史关键时期反复重现，比如英国19世纪早期的激进主义总是向英格兰古代宪法寻找思想资源，至少从英国渐进主义的发展路径来看，以保守主义面貌出现的激进主义，事实上给出了现有社会结构调试自身跟上资本主义极速进步的时间与空间，从而避免了流血性的激烈社会动荡。直到19世纪中期之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早期的资本主义成熟期，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剧烈加速，“向前”的含义最终成为了“激进”内涵的绝对主流：即观念的超前、方向的前瞻、时间的急进、条件的无视、目标的直接、手段的极端、程度的彻底等等——一种极具线性进步论倾向的路径。

穆特修斯(Herman Muthesius,1861-1927)与韦尔德（Henry van de Velde，1863-1957）。1914年德意志制造联盟在科隆举办的年会上爆发了一场激烈争论：一方是官方代表穆特修斯，主张“为标准化生产制定国家规范”，另一方是比利时设计师韦尔德，强调“培养个人的创造性以实现品质”。[[3]]格罗比乌斯领导的包豪斯前期继承了韦尔德的表现主义文化技术基因，后期转向了穆特修斯的标准化工业技术立场。两种激进技术的路线斗争在这次年会上清晰地展现了裂口，并伴随了之后现代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

一旦将两种来自神学-政治领域两个相反的“激进”含义带入技术领域，就会对技术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工业激进技术”坚定地拥抱“向前”的含义，“文化激进技术”则经常拥抱“向后”的回响。工业激进技术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极速提高与社会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但却导致了传统社会秩序的失序与溃散，以至于经济发展“脱嵌”于既有的社会；与之相反，文化激进技术则从人的精神的忍受力与地方伦理价值出发，认同传统文化价值在矫正单一理性技术发展后果层面的必要性，试图让既有社会保持相对的连续性，从而让社会在粘合状态滚动地向前发展，并把社会动乱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歌德等德国浪漫主义者在面对法国拿破仑带来的进步重压时，采取的正是这一立场[[4]]。换言之，19世纪以来，我们面对着两类“激进技术”在历史中的此消彼长。到了20世纪早期，两种激进技术的正面交锋日益变得明显且不可避免，比如1914年发生在德意志制造联盟内部的、发生在穆特修斯（Herman Muthesius）与韦尔德（Henry van de Velde）之间的“标准化工业技术”与“表现主义文化技术”之争。与前者相关的技术专家群体强烈认同资本主义带来的进步，迫切拥抱且服务于资本主义持续积累，这种认同性的激进技术最终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及新兴民族国家的价值立场一致，并在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领域有着系统而复杂的表述。与后者相关的文化知识分子则质疑资本主义线性进步的霸权性，强烈批判资本主义持续快速进化带给社会的灾难性后果。这种理解主要在文化艺术领域引发了最为丰富的实践，特别体现在批判者的不同角度、立场、方式、工具、媒介等多种维度中。

波兰尼（Karl Polanyi），《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与哈耶克同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拥抱不同，波兰尼在这本书分析了工业革命大转型带来的自由市场经济所无法避免的缺陷及其社会后果。在波兰尼看来，在工业革命带来的全部零碎叙事底下，真正贯穿的是自发调节的市场对社会领域的全面超越与改写，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保护运动所展开的对抗张力。

进一步的说，两种激进技术的区别，其本质就是两种现代性的差别。就像建筑理论家海嫩（Hilde Heynen）与文化批评家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所总结的，现代社会可以理解为服务于资本主义整体文明的工业现代性，与否定资本主义的美学现代性之争。前者的典型特征是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兴起、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以及社会的不断科层化与官僚化，后者的典型表现就是个人经验的不可化约性、美学语言的抵抗性与形式媒介的多样性。自资本主义18世纪晚期通过政治-经济双元革命以来，两种激进技术就始终交织、相互较劲发展，并在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一种结构化的张力模型。如果借用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对工业革命时代不同社会动力的作用的冷静分析，这种结构化的张力模型，就是波兰尼所说的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双向运动”。这种呈现为双向运动的激进技术的结构模型，其激烈的显现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20时代及其前后两次大战；第二次就是“1968”；第三次，或许就是我们此刻的当下，即2016年以来大约需要十年的社会调试进程。本文把这三次激进社会调试的双向运动过程，比喻为三次“1968”，即“前1968”、“1968”与“后1968”。它们并未共享相似的表象，但却共享着相似的结构。

“1968”结构模型的第一次形成，集中发生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二战结束这段时间，也就是涵盖了曼德尔所说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与帝国资本主义这两段时间。正如前文所说，工业领域的激进技术首先发生，然后文化领域的激进技术出场，两者之间的激烈对抗集中体现在20世纪两次大战期间。

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的德文版及其《共产党宣言》及其不同国家的500多种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对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精辟论述，也可以视为对永远“先前”发展的资本主义激进技术的历史路径总结。

图1 Newcomen's steam-powered atmospheric engine（1712）。作为瓦特蒸汽机的先驱，纽卡门的蒸汽机以及开启了能源领域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激进技术发明一开始显现出对自然的巨大征服，并随后通过生产方式的组织将影响扩展到社会领域。 图2 这幅画描绘了1830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铁路的开通。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城际铁路，它的成功引发了铁路热潮，同时预示着资本、劳动力、商品的日益流动成为可能，并引发了城市化进程的开启，以及城市社会对乡村社会的重构。

图1 Sächsische Maschinenfabrik in Chemnitz, Germany,1868。大工业机器生产方式在19世纪中期之后迅速从英国扩展其他国家。工业革命一旦发生，就不会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之内，而是很快扩展到全球。 图2 库哈斯在2014年《建筑元素》一书中，对18世纪以来激进技术装置不断激增的历史调研。

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技术革命”一开始就是“激进”的。“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大工业机器生产技术一出场，它就撕裂了已经持续了十几个世纪的以农业为核心的中世纪社会系统。中世纪社会系统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逻辑，进步不是农业文明最为看重的东西，往复循环才重要，但大工业生产技术一开始就把社会从循环模型猛烈地拽了出来，迫使它迈向一个线性进步的不归路。大工业生产技术迫使前现代社会无法再处于稳定状态，也不能在缓慢演变中拥有足够的时间让社会关系与之反复调试并最终协调，而是会在某个特定生产领域突然出现，随后将与之关联的所有行业都卷入进来，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引发如蝴蝶效应般的连锁反应。往往某个领域的技术革新还未消化，另一个领域的技术革命又烽烟四起，由此裹挟着全部社会关系又进入新一轮动荡之中。适应者继续玩这个牵一发动全身的游戏，不适应者被无情抛弃，或被迫成为受雇者中的一员。无论是接受还是反抗，痛苦的剧烈程度都非同寻常。在劳动分工的总体机制下，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面临着强度近似的压力，都要消化技术持续进化所带来的无止境动荡以及焦虑。对生活在19世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人而言，这就是共同的故事脚本，无一例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5]]——是对19世纪资本主义激进生产技术的最好说明。

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1854－1891）、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19世纪后期逐渐加速的经济不确定性、社会动荡与精神分裂，在这些思想者的个人经验中得到最为激进的表达。

蒙克（Edvard Munch），呐喊（The Scream, 1893)。面对19世纪资本主义城市化与激进技术的社会后果，按照塔夫里在《建筑与乌托邦：设计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的说法，个体只能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极端焦虑、绝对空虚和自我矛盾的艺术现象。对蒙可而言，这种焦虑、矛盾与空虚表达的越是激烈，就越是能够通过深思性的艺术升华——理解与吸收引发这些焦虑的原因，从而消化这些焦虑。这种消化当然不是对焦虑的真正解决，而只是通过宣泄焦虑，成为对焦虑的暂时性调停。

19世纪中期，就在资本主义激进生产技术表现出自己震惊性力量的时候，另一种相反的激进技术也同时出现了，这就是否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那种美学激进技术。它首先在诗人、哲学群体及其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比如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兰波（Arthur Rimbaud）、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等等。他们共同表现出对正在浮现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极大拒绝与否定。不同于指向物质性生产的机器技术，这些批判者群体拥有的是语言、文字等可以独立表达思想的非物质性文化技术，但这些非物质性文化技术实际上通过物质性技术——比如已经普遍化了的印刷术——得到广泛传播。否定性的文化激进技术开始与肯定性的工业激进技术缠绕发展，一方变强，另一方也会同时激增。19世纪后期的报纸、书籍、刊物的激增，实际上同时放大了两种激进技术对于社会形塑的作用。大多时候，两种激进技术还能调和，矛盾激化的程度总是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也有无法化解的例外状态，这就会导致革命的发生，比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

图1 福特装配线（Ford assembly line）, 1913。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书中《美国主义和福特制》（Americanism and Fordism）一文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理论化。福特制的激进性不仅在于它是一套基于工业化和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经济体系，还是一种基于同样逻辑组织起来的社会体系。换言之，生产逻辑就是社会逻辑。这个逻辑彻底的取代了前工业社会的共同体组织逻辑。 图2 福特A型车生产线。这个生产线不但生产了作为商品的汽车，还生产了作为商品的工人，并进一步生产了作为消费者的大众。

图1 高地公园福特工厂（Highland Park Ford Plant, 1908 - 1910）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前工厂。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在移动装配线上组装汽车的工厂。随着尺度、密度、标准化程度的激增，流水线生产逻辑使得建筑形式彻底失去了与早期社会象征的联系，成为纯粹基于功能主义的中性框架，它的无尽简单重复最真实的再现了标准化生产方式背后的激进程度。 图2 福特汽车公司的5万雇员合影（Employees of the Ford Motor Company，1914），这个规模超过了19世纪之前大部分欧洲城市的人口总量。20世纪初，工厂取代了宗教，成为大规模人群的社会组织核心。

图1 时代杂志封面中的福特（Time magazine,January 14, 1935）。福特开始等于时代。 图2 美国政府战时生产宣传海报（Poster, color,28.5 x 40 in.,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2）。生产内容变化了，但生产技术与生产关系没变。福特制生产方式与军事工业的结合是美国二战最终胜利的最重要的支撑。 图3 N.V.Tzivchinskiy，“五年计划的胜利——对资本主义的打击”（Victory of the 5 Year Plan - A blow to Capitalism"），苏联，1931年。苏联五年计划（1928-1932）是资本主义激进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结合的极端版本，它实际上消化了1929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技术、资本、人力需要全球转移的需要[[6]]。斯大林的“技术决定一切”口号（1931）正是基于福特制技术全球扩张的历史背景，而五年计划可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按照激进技术理性逻辑预先编制详细计划对社会的改造与建设。但在意识形态叙事中，美苏之间的历史合作却被描述为激烈的自主竞争。

在20世纪初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经济领域以福特制流水线为代表的大工业机器生产技术已经日渐成熟，生产过剩的危机已经播下了日后动荡的种子；另一方面，政治领域的民族国家进程，也发展到了国内社会关系必须加以剧烈调试的阶段，需要通过向外进行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以消化国内资本积累危机的阶段。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向饱和后，只能将矛盾外泄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战争——一种最为激进的消化危机的极端形式——以试图重新结构化世界秩序。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从激进技术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两类激进技术的冲突已经无法在一国之内化解的结果。比如英国渐进主义的社会变革经验，并未被欧洲的其他国家效仿，以至于冲突不断向外转移，表现为长期的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过程。对德国而言，20世纪初的经济领域的进步速度早已经超过了社会的接受程度，也超过了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一方面，是农业经济的瓦解、手工业者的破产、传统共同体社会的衰败带来了大量被抛弃的人群，另一方面，是少数立足于大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的获利。对于前者那些因经济变迁而失业的人而言，市场和经济的发展已经突破他们的奋斗极限，由国家与大资本主导的经济变革没有给这些人留下任何转圜的余地，迫使他们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文化立场找到慰籍，并逐渐采取激进主义的态度与行动维护身份认同，引发了暴力改变现有社会秩序的强烈诉求。这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无法避免的对立，这就为日后法西斯主义的浮现提供了社会土壤。扩展到整个欧洲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经济脱嵌社会，社会矛盾无法消化经济发展后，以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表现出来的社会再调试过程。

汉娜·霍奇（Hannah Höch），用厨刀切开德国最后一个魏玛啤酒肚文化时代（Cut with the Kitchen Knife through the Last Weimar Beer-Belly Cultural Epoch in Germany，1919）。通过比一战后德国魏玛政治与社会现实更混乱的拼贴，通过揭示而不是掩盖，女性达达艺术家汉娜·霍奇批判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战后失序环境下的魏玛政府与新兴左翼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文化冲突。霍奇作品中的激进视觉技术并非体现在任意的想象与重构，相反，体现于极端现实的再现——形式元素并非杜撰（来自于对当时杂志、广告、报纸等媒介材料的选择），政治关系也非杜撰（她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剪报的内容拼凑在一起，使之有意义）。达达再现的不是建筑的混乱，而是城市的混乱。

弗里茨·朗（Fritz Lang）1927的执导的电影《大都会》剧照（图1）。现实中水平展开的福特制流水线技术在电影中被设想为一个多层叠加的福特制纪念碑式巨大机器。然而在弗里茨·朗的概念图解中（图2），福特制流水线不但是配置机器的逻辑，还是配置（位于地上的）资本主义城市与（位于地下的）工人住宅的逻辑。三者之间的连接，是均匀分布的巨大的电梯。里茨·朗的剖面图解不但再现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摩天楼的发展，还再现了同时期现代主义者在法兰克福的社会主义工人住宅实践。不仅如此，这种暗示了无限水平连绵的福特制城市空间逻辑，也是对希尔贝塞尔默1924年的理论方案“垂直城市”的回应以及对40年后意大利建筑视窗小组的“无止尽城市”理论方案的预示。

路德维希·希尔贝塞尔默（Ludwig hilberseimer）1924年的理论方案——垂直城市（Vertical city）。对希尔贝塞尔默而言，19世纪那种中产阶级公馆化的建筑，已经被为资本生产逻辑服务的不断重复的相同的城市系统（urban systems）所取代。

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构冲突，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韦伯的铁笼比喻中已经得到了最为深刻的理论揭示，也在对此感到强烈不适但同时拥有表现技术的先锋派艺术家群体中，得到了最为激进化的艺术再现。我们一方面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性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战争技术催生的无数发明；另外一方面看到批判资本主义美学技术的生机勃勃，这就是20世纪10、20年代发生在艺术、设计、建筑、电影、戏剧、文学等多个领域的现代主义激进探索，如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这些艺术家、诗人、建筑师、哲学家、文学家等不同群体的多元实践的内部价值立场差异巨大，但总体上站在反对资本主义激进技术带来的工具理性对全社会异化的总基调上，即反对国家机构、技术官僚对社会日益的标准化与抽象化。这些精英文化群体的抵抗深化了对不可化约的人类情感与新艺术语言的多样探索，他们的艺术语言成果与乌托邦方案，在二战后逐渐传递到数量日渐增多的青年一代手中，为“1968”的来临积累了文化表达的各种方案工具。（待续） 注 [1]按照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区分，至少有三次大的转型，分别是19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20世纪初垄断的资本主义、二战后的当代资本主义。本文在对激进技术的历史分期中参考了这个标准。 [2]详细讨论参见梁雪村在“全球化张力下的激进政治：资本、国家与人的内在冲突”（外交评论，2019年第６期）一文中对激进主义含义的讨论，以及它的当代变体。 [3]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周诗岩、王家浩的专著《包豪斯悖论：先锋派的临界点》，p17-18,71,291 [4]比如德国知识精英在普法战争失败后，通过回溯本国民间习俗与文化传统，对区别于法国的德国自身价值立场的建构。这种德国式浪漫主义思想方法后来成为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只要后进现代化国家试图脱离宗主国殖民统治以求独立自主，就会通过追溯本国传统文化根源从而实现政治合法性与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在这条谱系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与这种回归式的激进主义风起云涌，是同时发生的。 [5]详细讨论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回顾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时的精彩表述。 [6]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实际上给苏联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苏联利用西方迫切需要向外国输出资本、技术和寻找摆脱危机出路的有利时机，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技术人员和资金。比如这段时间先后有10万美国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移居苏联；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是以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美国钢铁公司的格里工厂为模型设计的；苏联最大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是引进美国技术设备，雇用美国技术专家，于1933年建成；著名的高尔基汽车厂是30年代初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援建的新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是整套建于美国，再拆运至苏联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设备是德国和美国制造的，并由美国人担任建设总工程师；在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方面，美国供应苏联飞机或飞机附件，并给予技术援助；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1932年上升50%左右。 备注：感谢本文写作过程中来自王子耕的启示，以及郭博雅的仔细修正与建议。 作者简介 韩涛，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设计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 | 郭博雅 王子耕 编辑 | 丁亚楠